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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并不介意销售的数据如何。
这本书，是长期以来我想要献祭给你的一个祭品。
如果说，这一生我想要写什么文字的话，其实，我唯一想要写出的，就是这部书里面的文字。
我一生以文字为职业，也全都是因为我想要写出这部书。
在写这部书之前、之后、同时，我所写的全部其他文字，都不过是为这部书的呼之欲出所作的铺垫和陪衬而已。
对我来说，写完此书，乃是一桩圣事。
（二）
写作的间隙，我和逸晨，还有其他伙伴经常会到冬湖湖边去放松。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数十亿年来森林和草原的争夺战。
草原不断把各种野草蔓延到林地中，而林地也会不断把各种树木的种子摇落在草原上。
各种高低大小的植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交织着生长繁衍。
这片土地时而被大火燎原或者被洪水湮没，树木焚毁或者倒折，变成了萋萋的草滩，时而又万木峥嵘，发展为郁郁葱葱的莽林。
草原和森林轮番地出现在不同的地质时代，伴随着不同的生物系统在此大地上生灭轮回。
逸晨先生感慨地说：“可是，最近100年来，人类带着他们的科技、庞大机械和贪婪**出现在这里，于是，草原和森林同遭到覆灭。”
这个国家是在富饶的荒野上建立的，但是，现在，伴随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原始的荒野，正在迅速地消失。
逸晨先生这段时间在他的专栏中写道：“荒野是万物一体的。但人类建立的小镇，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与万物的对立。”
周末的时候，逸晨先生忍不住对我发表评论说：“不理解那些情侣周末干嘛要去电影院看电影？”
他说：“他们应该来这里，待在森林里。在这儿，他们可以看到这个星球上最壮丽的故事，而不是那些无聊的肥皂剧情和鸡毛蒜皮的……”
说到这里，他突然打住了话头。
他略带自嘲地笑了笑，说：“好吧。我们就是写电影的那些和大自然的故事相比起来，非常渺小、琐碎和无趣的电影。”
我含笑看着他。
他马上带着几分歉意说：“对不起，我说得兴致来了，脱口而出的，我是不是没有照顾你的感觉？”
我笑着摇头，我说：“不。不事实上，我非常同意你。”
我们谈论起spe导演小岛俊二的作品，还有台湾导演侯孝贤的作品。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会使用这样的长镜头：主人公历经了生命中的痛苦和挫折，回到乡间，遇到村中的老伯在农田里耕种，主人公就在田埂上蹲下来，和老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问老伯今年的雨水如何，气温变化怎样，作物的收成预计如何，市场上能卖到一个什么价钱，如今都施什么肥料，如此等等，两人在日常农事的问答中，闲扯了很长的时间。然后，镜头逐渐拉远，从这两个田间地头的人，拉到整个田野，拉到整个大地，镜头越拉越远，这两个在田野上交谈闲聊的人，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乃至于几乎小得看不见。
逸晨先生说，他最喜欢这样的镜头语言。
这形象地反映了导演的人生观：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堪承受的沉重痛苦，放在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中，其实非常渺小。两个人就在大自然中聊着普普通通的农家事务，就这样聊着，心胸就变得开阔，痛苦也就不再像高山一样挡在面前，人类的一己悲欢，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融化在大自然的宏伟交响曲中，心灵由此得到了净化和治愈。
逸晨先生说：“这就像是中国的山水画。渺小的游人伫立于高耸的山峦和宽阔的江流边，所有的情感，就算是人类的全部历史，全部所谓成就，在天地之间，山水之中，其实，全都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我深以为然。
正是冬湖小镇及其周围原始的荒野与森林环境，融化了我写作过程中内心的创痛，使得我能够穿越生命中的急流险滩，一路秉笔向前，向前，向前。
就是在那时，我就决定，在完篇所有的正文故事后，还要补写一卷《冬湖札记》作为后记，感恩大自然对我们的启迪和包容。
第九百六十八章 林间午餐
（一）
午餐时，逸晨先生、沈先生、卡佳、梁欣，还有我，我们五个人坐在一片淡青色的花朵之间，一边吃着自己烤制的淡咸味的奶盐面包片，一边听着便携式留声机上的老唱片。这架手摇发电的便携式留声机，可是沈先生收藏的宝贝，被视为营地的镇营之宝，寻常客人，沈先生是断乎舍不得拿出来玩的。
今天的黑胶唱片，播放的是一个50年代的乌克兰歌手演唱的抒情歌曲。
沈先生一边听他吟唱，一边逐字逐句地给我们翻译个次数。
歌手的每一个词都浸透着爱情，饱含着叶芹草的蜜汁，散发着丁香的馨香。
我记得里面有些词写得非常经典。
比如：“真正的幸福，都不是靠尽力追求而来的”、“人所需要的是关心，而不是金钱”等等。
我们在留声机的唱片旋律声中，听着风儿吹过高高的林梢。
春风，真是一个勤快的当家人。
它到处转悠，连在枝叶最稠密的地方，也没有一片它不熟悉的叶子。
不知道哪里的水滴落在石头上，发出叮叮咚咚好听的声响。
石头又大又坚硬，也许还要在这儿卧上一千年，水滴却仅仅活一瞬间。
水滴可能觉得自己很弱小，很无助，对世间毫无作用。
然而水滴石穿的道理却是千古不变的，那许多的水滴千年万载地汇合起来，力量之强，不仅能滴穿石头，甚至还形成巨大的洪水，滚滚急流，竟把石头冲走。
所谓弱小和强大，哪里有一定呢。
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是不明白大自然的奥妙精深所导致的吧。
面包篮快要拿空的时候，梁欣对卡佳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中，春天快要过去了。我们的春假也马上要结束了。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还真是舍不得啊。”
这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这段日子里已经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卡佳的眼睛里，也满是离情别意。
逸晨先生看着他们的依依难舍，对我说：“如果每一个年轻的和年老的人在迎接春天的时候，都能想到，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春天，他以后永远也不会返回到这个春天了，那么，他在春天的森林里野餐的欢乐便会增加千万倍吧。”
我说：“是啊。和我们一起野餐的人，也不会永远坐在我们身边。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些人最后一次坐在一起野餐了。”
事实证明，这真的是最后一次我们五个人坐在一起野餐。
后来，卡佳跟着他家的一个表亲去了首都谋生，在那里找了个姑娘成了家，再也没有回到冬湖小镇来。沈先生在数年后也离开了冬湖营地，去了非洲负责一个新的投资项目。逸晨先生去了泰国宗通寺出家，随后去了缅甸的森林禅修，不久后就病逝了。梁欣签约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成了他们的主摄影师。而我，也终于还清了收购带来的债务，从spe赎回了自由之身。
我们真的再也没能聚在林子里享受过这样美好的午餐。
梁欣后来还去那个国家的首都看望过卡佳和他的妻子，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长得齿白唇红，像小天使一样可爱。卡佳经常给他们讲中国和日本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梁欣当年讲给他听的。梁欣去他家的时候，小孩子会用中文演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还有日本歌曲《樱花》，知道孙悟空和桃太郎。
梁欣后来对我说：“我可没有教过卡佳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不知道他在哪儿学会的。”
我说：“是我教的。”
卡佳那时候对我说，想听我唱一首中国风格的传统歌曲。我就给他唱了《阳关三叠》，但他表示太高深，不能欣赏。然后我就唱了这首茉莉花。这首他很喜欢。他说，在他的印象中，中国女人就应该如同这曲调一样，是柔情似水的。
梁欣说：“要不，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看看卡佳吧。他也还记得你呢，还有兰陵王和那支猎枪。”
我笑了笑。我说：“有缘分再说吧。”
很多青春的往事，就如同流水一样，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我不喜欢面对物是人非。宁可把过去的记忆，原汁原味地珍藏在记忆里。
（二）
后来，逸晨先生出家后，我还独自一个人到过这个营地来度假。
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沈先生已经接到新的任命，在收拾行装，等待奔赴新的岗位了。
只是他的继任者因为家里的突发情况耽搁了一点时间，没有如期赶来交接，所以他得以暂留一会儿，正好，就赶上了我来度假。
我们再次在冬湖小镇见面，谈起过去的事情，和如今的人事变化，都颇有世事沧桑、白云苍狗的感慨。
沈先生说：“我们在这小镇子上，还是有过不少好日子的。你什么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吧。”
我说：“干嘛不自己写呢。你也曾经是写作者啊。”
沈先生说：“写作这种东西，不能中断的，像我这样，混了这么多年的俗务，现在就算是想写，也坐不下来了，笔端干涩，思维僵化。”
他说：“但是，那些珍珠般的日子，就此消失了，也是挺可惜的。你写出来，它便可以保存得久一点。至少，我肯定会去买你的书。”
我便告诉他，我生平最想要写的一部书，就是在冬湖小镇开始做正式的书写的。我早就计划好，要在这本书完本的时候，补写一个《冬湖札记》来纪念在这里度过的那些时光。
我送给他一本《札幌日记》，那是我保存下来的最后一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