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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粮食运到指定的边疆粮仓，再向边疆卫所换取盐引；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不过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实在巨大，商人们为了减少开支，便在各边雇佣人手开垦田地，专门生产粮食，然后就地入仓换取盐引。这种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经营的，故又称商屯。明初商屯东到辽东，北到宣大，西到甘肃，南到交址，各处都有，其兴盛对边防军粮储备以及开发边疆地区有一定作用。根据明朝的需要，除用粮米换取盐引之外，有时也可用布绢、银钱、马匹等换取，但以粮换取是主要形式。
汪士荣的办法说白了，就是将开中法引入到纺织业。他建议将现下各府各县织机作一个数量登计，凡超过五台以上的个人或商户，必须每年向官府交给一定数目粮食，官府才能给予他们经营许可。许可制下，小作坊和农民自家或许交纳的粮食不会太多，可那些大作坊主和大商人们要交纳的粮食可就吓人了。他们想要继续从纺业获取暴利，就必须和明初那些盐商一样，将手中的一部分土地转为粮田，专门生产粮食以换取他们可以生产贩卖纺织品的许可。
汪士荣在提出的办法同时，也点明了这个办法的弊端。那就是纺业毕竟是暴利，尤其是卖往海外的利润惊人，初期固然能保持常态，可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人见有利可图，利用手中的权势奏讨盐引，转卖于商人从中牟利。当年正是因为大量皇亲国戚、官员太监奏讨盐引“占窝”，才破坏了开中制度，不仅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影响了边疆军粮的储存。
汪士荣提出的“有人”是指哪些人，虽没有直接点明，但周士相知道他说的是哪些人，无疑就是有权有势的人。而现在定武朝廷哪些人有权有势，答案很显然，肯定是他太平军的人。不过这个担心至少眼下还不是周士相要解决的问题，对于部下，他很了解，当年他带着大樵山那帮人下山时，可不是用的什么民族大义，解民于水火之中，也不是什么复仇，而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当大官，发大财。想要发大财，就得自个来当官。
有觉悟的，肯定会有，但若真要周士相自己拍心口数一数，只怕他自己都列不出五个来。一帮跟着自己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家伙们，能指望他们看到钱财不眼红，不下手？那蒋秃子为了当个从龙功臣，连半道袭杀唐王都敢干，甚至还串连一帮人准备给他黄袍加身，试问，连这种事都敢干的家伙，还有什么事不敢干，干不出来的？
周士相怕这种事，但他却不担心这种事发生，因为他相信自己，也相信他的部下们。
周士相相信自己会给部下们指出更加有“钱途”的道路，他也相信自己的部下们贪婪的胃口绝不会随着功成名就而减少。
这个世界上什么行业最暴利抢劫！
除了大明朝以外，满世界都是肥羊。
只要有对钱财的渴望，只要胃口仍旧贪婪，周士相便敢断定，江南的这些蝇头小利绝不会让他的部下就此止步不前的。
汪士荣又提出，既然大帅是想解决粮食不足，那么切不能让商人们以银代粮，因为这样做的话，后果就是商人们不再种植粮食，而是以利润所得一部来换取许可。这样的结果固然是税收的多了，可粮食却还是不多。当年弘治时户部尚书叶淇改制让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这种做法固然使大明财政收入骤加，可是原本在九边商屯的商人们却全部举家内迁，使得边军粮食大减。这直接导致九边残破，卫所军人如乞丐一般，渐渐失去战斗力。明后期不得不以举国之力供养九边，最终导致“甲申之变”。（未完待续。。）
第一千三十一章 迫在眉睫
周士相要解决的就是粮食缺乏的问题，如果采中汪士荣的办法，自然不会允许以银代粮。但是若是全盘采纳开中法，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将手中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种粮，成本虽说相对明初那些商人将粮食运到边关损耗得要少，但也是一件极其费力，也需要不少人力的事情。这就会使得商人们的利润被减少许多，而纺织品在海外是有巨额利润，只是大头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是在金厦的郑氏及其他西方商人手中。两下一算，商人们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不划算，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抬高货物价格，要么就是压低收购成本。
抬高货物价格，仅现在来看，基本不可能，因为海路被郑家所掌握，而郑家需要巨额海贸利益养军，绝不可能将定价权拱手让给商人。用周士相前世的话说，经销渠道被人家握在手中，卖什么价就不是生产人能够说的算了。如果商人们强行抬高价格，郑家不再采购，那再多的货，也只能砸在商人自己手中，毕竟他们没有货卖两家的可能。显而易见，逐利的商人只会压低收购成本，那样一来，损失最终只会落到作坊里的工人，种桑养蚕的农民头上。
大明赶跑了大清，怎么折腾士绅老爷们，普通百姓可能管不着，但真要切切实实的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让他们连温饱都没法解决，那问题就会又回到老路上。
蒋国柱在归降之前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封疆大吏，对事情看得比较明白。他在答文中明确指出，万以来的天灾**，已经导致中原和湖广、西北残破，可以说根本无自给之力，当地百姓几乎就是生活在死亡线上。而满清入关十七年来，一方面因为清军的大规模屠杀，另一方面也因为明清在南方的争夺，使得南方的粮食生产也近乎停滞，两广、云贵四省人口恐怕都没有五百万。以致很多地方空有大量土地，却无人耕种，所以从前朝代采用的招募流民，恢复生产的办法在眼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流民，肯定有，为避兵灾逃到山区隐居的百姓哪朝哪代都不缺，可问题是这批人毕竟少，能搜罗百十万人便算顶天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有人，那么在大量人口死亡的前提下，想要彻底解决粮食不足这个难题，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繁衍人口。有了足够的人口，生产自然就能恢复上去，朝廷这时只要无治而为，过上二三十年，自然就是个盛世。而这，显然需要时间的。所以招集流民只能作为恢复粮食生产的一个手段，不能当成主要手段做。
蒋国柱做了几年江宁巡抚，对江南情况的了解比其他人都要深。虽说江南一直号称清廷的财赋重地，但其实粮食也仅仅能做到自给程度。当年清廷三路大军入云贵，从江南调拨的粮食极其有限，主要是为清军提供了大量银饷和一些辎重。洪承畴在云南时，曾给清廷上书委婉指出清军在云贵滥杀屠城，掠夺钱粮，这背后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江南粮草不足支撑清朝大军使用，令得清军必须在占领区烧杀抢掠。通过对当地的掠夺，也是清军十几年来，甚至在入关之前就定下的基本方针，用书中的话说便是“就食于敌”。等到敌人杀光了，人也变少了，那时事情便变得简单，一道恩旨免个几年赋税，任地方自己慢慢恢复便是。
江南无粮的原因就是付出与收获不等。
种粮所得赶不上种经济作物所得，百姓自然会选择后者。纺织品价格下跌，会让他们买不起粮食，但他们肯定不会埋怨压低收购价的商人，而是会埋怨太平军。这世上从来不缺流言，也不缺背后煽动者，官府一直要求百姓弃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百姓不愿意，突然纺品价格大跌，不是官府的错也是官府的错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官府的错。
蒋国柱提出的办法是粮食补贴，通过高额补贴让百姓种粮所得不低于，或者说不差种棉、种桑太多，以此来鼓励百姓自愿种粮。但这种作法只能短期内而为，不可长期，也只能仅限在一府或数府之地，不可在全国推行。原因很简单，哪怕是通过清欠和通海等案聚敛起大量财富，周士相的银库也吃不消这等花钱如流水般的补贴。
蒋国柱认为应将粮食补贴的这部分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由官府出面成立类似盐务总局一个性质的纺织总局，规定所有作坊必须接受纺织总局的统一管理，然后控制纺织品流通，在金山卫等港口设卡专营，凡出口海外的织口必须经港口抽取税收，税收所得再用于补贴农民种粮。
这个办法和汪士荣的办法一结合，等于是在从事纺业的商人和作坊主头上剥两层皮，两人都未考虑过商人会将损失转嫁到农民头上。本质上二人提出的办法就是重农抑商。
周士相现在要鱼与熊掌兼得，那么思来想去，既要让百姓肯种粮食，又能让商人们能够承担“开中法”的损失，只有一个办法，抬高货物价格。如此一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海路控制在手中。
周士相现在可以补贴农民一两年，甚至三四年，只要江南的粮食产出稳定，这几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但是整个北中国有多少人，又有多少省，将来出关收复关外又要多少粮草。总不能太平军旗帜所到之处，和清军一样将饿得哇哇叫的百姓先屠个一遍吧。
同郑家的水师一样，控制海路又成了周士相急于解决金厦的一个理由。
张长庚提出的办法则是兴修水利，引入良种，为佃户减租减息，并且将北逃地主的田地分给无地农民。兴修水利是治本的事，也是利在千秋的事，只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引入良种，高产作物，周士相也一直在着手，只是广东方面却迟迟没有传来有关红薯种子的消息。
其实，周士相对于引进红薯并不热心，在他看来，他要做的是让活下来的汉人同胞能吃上米面，而不是以什么红薯垫饱肚子，使得人来人往尽是“菜色”。玉米也是高产作物，且适宜在北方大规模种植，这个周士相倒是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