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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也不想现在就回南京和“生病”的皇帝论个高下，他只想安安静静的将他要做的事情一一做完。
盐务和清欠这两件要事，完成了十之三四，前者现在由设在扬州的盐务总局负责，主持盐务整顿的是郭绍。在郭绍的主持下，盐务总局已先后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广东设立分局，从上至下理清乱成一团的盐政。只是盐务总局及各地分局设立时间尚短，短期内只能在一些重点城市实行盐务专卖，其他地方私盐还是横行，尤其是乡间。没个三五年时间，因战乱而兴盛的私盐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沿海的几处大盐场，除北方的长芦盐场仍被清廷控制，其它几处都已被太平军控制，针对盐产地的私盐打击现在是盐务总局的重中之重，也是考核产盐地官府吏治的重要指标。从前明朝曾经使过用的“盐引”制度被周士相废除，改以由各地盐务局在指定地点专营专售，各大盐场也一律由盐务总局接管，委派官吏经营。此种制度，周士相称为国营。对盐的定价，周士相也要求盐务总局定得尽可能便宜些，比现在市面上的盐价要便宜一半，保证治下所有百姓，不论贫富都能吃到盐。
大乱之后必是大治，大治首重恢复耕地生产，这就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农具耕牛，除此之外，就是要有足量的盐保证百姓食用。如果百姓吃不到盐，或少吃盐，就会没有力气，故而首先保证百姓买得起盐，吃得起盐，是周士相给盐务总局，也是给郭绍的核心交待。
作为曾经的盐巡使，郭绍对盐务内幕比较熟悉，他认为如果盐业从此以后实行官府专营，连卖盐的都归官府管，那么日后盐业这块便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很难保证将来盐务总局会不会庞大到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步。毕竟盐是百姓生活必需品，哪怕卖得再便宜，也会是笔惊人的财富。
根据郭绍的过往经验，一个衙门一旦有了固定且惊人的财富来源，这个衙门用不了多久就会滋生大量的贪官污吏。且这种模式，日后盐务局的人恐怕会成为世袭制，即父死子继，就如原来各地官府的六房一样，但使有油水的差事，在位的人总会想着传给自家的人，而不是甘愿让贤。
郭绍的担心，周士相也有认识，“垄断”式的经营，加上官商这个身份，盐务总局的未来一定会走向他初衷的另一面，因为人性都是自私的，这个无论什么主义，什么信仰都不会改变。
只是，弊端是在将来，而不是现在。周士相现在迫切的需要通过理清盐务，为国库空虚的定武政权带来大量的钱财收入，保证朝廷的运转，保障各级官吏的俸禄发放，保障他需要建设的各项水利、农田、矿产、兵器、交通等工程的开展，也保障他能无后顾之忧的北伐恢复中原。这一项项尚在纸面上的工程及北伐大业，就等着足够的钱下锅方能开动，否则，如同从前一样单纯使用徭役，一来易激起百姓不满，引起民变；二来则是不利恢复民生。
钱不是万能的，但白干活和有钱拿，对于百姓而言，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积极性，是做任何事的最有力保证。
周士相认为至少自己的活着的时候，可以掌控局面，一步步的改善不足，所以他坚持盐业专营专卖。郭绍作为部下，该提的意见已经提了，主公纳与不纳就不是他的事了，他要做的只是贯彻主公的意思。新官上任三把火，郭绍到扬州就任才一月，淮安府的几处盐场就抓了六百多私盐贩子，仅盐城县就拿了三百多。雷厉风行加上一颗颗悬在城门上的首级震慑了那些亡命之徒，盐业开始向着周士相期望的那样转变。初期的投入，也慢慢得到了回报。
清欠这一块，不能说没有成果，只是周士相还不满意。截止六月，苏松常镇四府已革官绅功名6820人，另捕拿聚众倡乱、抗税的乱民两千余。各地清欠司交上来的“成绩”显示现已得欠税银一千四百余万两，以粮抵税四百多万石。
天下最富有的地方，积蓄的财富肯定不止这么点，周士相让蒋国柱和张长庚加大清欠力度，为此他已经革了一个鞑子的探花郎，也革了崇祯朝的榜眼，大诗人、大才子吴伟业的功名。而在任的各官，上至南京朝堂，下至府县官吏被革职锁拿、降级使用的更达到了三千余，很多县的官府完全瘫痪，清欠司在征税的同时，已是替代了原有官府的职能。周士相计划等清欠告一段落后，就将各地清欠司改为官府，如此实行军帅府对地方的直接管辖。再接下来一步，就是如同广东一样，推行建村设乡，将控制区内的人口钱粮资源全部整合起来，实行从上至下的总动员。（未完待续。。）
第一千零一章 人力钱粮尽控在手
在两次镇将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上，周士相都提到过“总动员”这个新式名词。周士相将太平军能有如今的局面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将士们舍生取义，奋勇拼搏；另一个则是对于人力物力的有效动员。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保家卫国之责！老话说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这总动员就是叫咱们的百姓都为国家出力。广东搞的建村设乡，不仅让百姓当家做主，有了自己的田地，有了自己的买卖，更重要的是，让百姓们都知道咱们太平军，都听咱们太平军的。
从前，乡间都是由地主士绅说了算，官府要粮了，给个份额交待下去，知县老爷往衙门里一坐，等着地主士绅们把钱粮交上来，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行的。世间的事，但是涉及到了钱财之物，一过手，你再怎么盯着，总会少。这里少一点，那里少一点，积少便成多，往往最终能够收入国库的不到一半，甚至更少。
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咱们要建村设乡，要把地主士绅的特权剥夺，不愿意的，我们就要把他们消灭。村长、乡长，都要用我们的人。当然，那些愿意帮助咱们的士绅，我们还是要信任的，比起那些顽固不化、鱼肉乡里的地主豪强，这些士绅是开明的，知道家国大义，这些是可以合作的对象，不能一棍子把他们打死。还有一些在我们没来之前，坚持抗清的士绅，也要善待，不过在善待之前，我们却需要和他们算算账。如果从前不欠赋税，那自是最好，若欠，也还是要让他补的。不过补过之后，我们还要还给他们一些，用朝廷嘉奖的方式还给他们，甚至对一些有功士绅，还要给的更多，比他交上来的还要多。愿意出仕的，视其才安置，实在不能治事的，则给以名誉上的照顾，使得他能在乡间得到尊重，认同咱们。”
“只要我们能够将百姓们全部动员起来，满清也好，吴三桂也好，都抵挡不住我们。战争，拼的不仅仅是勇敢，也不仅仅是武器，更多的是拼的谁的人更多，谁的钱粮更多！”
周士相所提出的“总动员”政策最大障碍无疑就是盘结乡里的地主士绅。长达两千年的宗族制度和皇权不下乡，使得这些地主士绅成了地方的代言人，在一些特定史阶段，地主士绅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豪强”。有明一朝，豪强并不曾出现，但地主士绅和他们的代言人读书人却把持了朝堂，把持了舆论，把持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国家危机时，他们中有的选择站出来抗争，但在满清的屠刀下，更多的士绅却缩起了脖子，概因亡国不亡家的理念作怪。为了粉饰自己，他们将满清入关视为顺天应人，改朝换代，用种种理论为自己的懦弱行为开脱。
周士相一心为了灭绝满清，自然不允许治下有任何内耗和拖后腿的存在，所以他要清欠。清欠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清欠的最终目的是打击江南的士绅集团，削弱他们的影响力。而清欠本身则是为了在江南推行建村设乡的一种手段，只有扫平削弱了士绅集团，建村设乡才能没有阻力的推进，从而使得人力钱粮资源能够总动员。
清欠依旧在进行，最初的几个月内，可谓士绅一视同仁，不管是否对抗清有功，一律视为清欠对象。这个举措自然有些蛮横霸道，不讲情面，也最为人诟病。不少人认为周士相如此清欠，根本只在于聚敛民间财富。周士相却深知，打一棍再给一根胡萝卜的道理。那些所谓抗清有功的士绅，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秘密支持了钱谦益等人从事的反清事业，其本质上仍是希望能够享受从前明朝不纳税的好处。而这显然是周士相给不了的，他和满清一样，都不会同意这些地主士绅不纳税。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乱以及恶劣的天气影响，活下来的平民百姓手中的钱粮资源可谓少得可怜。就是现在的太平军占领区的一些地方，还因为灾乱致使百姓不得果脯。
前不久江西布政使李一粹上了一道奏疏，称吉安府连年减产，有不少乡镇百姓举家逃荒要饭，更有饿得实在受不了的竟易子而食。
这份奏疏自然不是送到南都的通政司然后呈到皇帝御案前的，而是直接送到镇江。
周士相看到这份奏疏后，很是难过，他起兵反清，不仅仅是为了报父母妻儿大仇，更是为了让同胞能够衣食无忧的活下去。可现在南都都光复了，江西却还出现这种惨事，实令他难过自责，责怪自己处政不当。
命令火速往江西吉安调拨一批军粮，并要李之粹竭尽所能安置灾民，恢复生产后，周士相对于清欠的决心愈发坚定，因为他需要大量的钱粮赈灾，恢复地方生产。即便短期内还无法使百姓丰衣足食，也至少要保证他们饿不死。不然，人都死了，还谈什么。
只是决心坚定的同时，周士相也要蒋国柱和张长庚着手对士绅进行甄别，若确实抗清有功，或在乡间有善名的，可予以发还嘉奖，以此来拉拢团结一部分士绅。事后甄别较事前甄别的好处在于，士绅的抵触心理和感恩心理大为不同。
若清欠之初就给这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