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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山东日报》集中火力，开始在山东宣传“津国公法庭”的好处。
李植想控制山东，不仅仅是需要在山东征税。商税和田赋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项利益，但同时，李植还需要得到山东的司法权。只有控制了山东一省的刑名诉讼裁决权，李植才能将自己的势力真正扩张到山东。
司法权是舆论控制、收税、办产业、甚至办学校等各种事务的前提。没有司法权，当地的官员在官司中直接把李植的财产侵吞怎么办？官员刁难支持李植的人怎么办？只有把山东文官们裁判官司的权力废掉，李植才能真正在山东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才能大展拳脚。
当然，李植的津国公法庭不仅是李植统治的工具，更是李植为百姓们建立公平公正社会秩序的坚强支柱。
明末官场**，地方官员办案往往受到权势和人情的左右，真正的小民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极容易被有权势者欺凌。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产权保障。有权有势，就可以打官司抢弱小者产业。有本事的匠人，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去贿赂当权者才能生存。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能发展起来的只能是官商。高效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在不公的社会秩序下被处处刁难，支持不了多久就会土崩瓦解回到原点。
而李植的津国公法庭，则给予了百姓和商人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在法庭的保护下，农民可以放心的把田地养肥不担心豪强来侵夺自家的好地，匠人和作坊主可以放心改进生产，不再担忧权贵的侵夺。甚至小商贩都能够在自家小推车上摆上更多的货物，不再担心青皮无赖的敲诈。
所以李植首先要在山东建起来的，就是法庭。
《山东日报》开足了马力，开始介绍法庭的好处。天津有法庭之前的社会混乱和有法庭之后的井然秩序，被反复报道。社会秩序建立之后百姓财产更安全了，人身更安全了。治安变好了，社会生产扩大了，百姓更富足了。
天津有了法庭之后一些经典的案件，被《山东日报》登载出来宣传到各地。
这一天，济南的一家茶馆里，读报人拿着一份报纸，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读着：
“没有法庭之前，天津秩序混乱，凡事皆可抢夺。天津静海县卖油小商人宋宁做买卖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本来生意不错生活小康。但他因为家妻貌美，被静海县一千户惦记。这千户一心想把宋宁害破产把宋宁的妻子抢来做妾，买通衙役每日到宋宁店前搞事。”
“宋宁担忧畏惧，抛弃家传店铺逃到天津卫城躲避，在亲友的酒楼里做烧火伙计，穷困潦倒。其一子一女因为缺衣少食相继病死。”
茶馆里的茶客们听到这些，都没什么反应。这明末官场**不比得明初，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有什么好东西都会遭人惦记。娶个漂亮媳妇是十分扎眼的，没有权势的普通人有个漂亮媳妇迟早会出事。
对于宋宁这样的遭遇，大家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然而报纸上的文章写到这里，话锋一转。读报人念道：“然而崇祯十四年津国公在天津开设法庭，法官清正公平，铲除奸恶抑制豪强，社会秩序逐渐建立。宋宁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就怀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谋害他的千户告上法庭。”
“谁知道法庭秉公办事，竟真的判宋宁胜诉，抓捕千户杖罚五十，另判千户给宋宁赔偿白银一百二十两。宋宁这才明白天津已经大变样，带着妻子回到静海县重新经营油铺，如今已经成为静海生意最好的油铺商人。今年三月，宋宁妻子再次为他产下一子。”
听到故事的结局，茶馆里的茶客都十分惊讶。有权势者夺人妻子，本是声名狼藉的丑事。但在明末，这样的事情却根本没人管。茶客们都是小民，谁不希望看到这样混乱得到中止？想不到在天津，天津的百姓们已经享受到这样公正的社会秩序。
众人对视了一阵，都有些唏嘘。
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好！津国公的法庭好样的，我山东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法庭？”
众人看了看叫嚷的茶客，没有人说话。
读报人一抖报纸，又念道：“《富家翁绝望身后事，法庭为子嗣保住家业》”
“天津陶器商人赵分亭，经营‘赵记陶器店’三十六年，买卖遍及天津。赵记陶器用料扎实做工精细，质量上乘百姓们十分喜欢，是天津有名的商货，商品甚至远销京畿。赵分亭积累分店二十一间财货几千两，老死前十分担心自己死后被奸人瓜分产业，担心两个儿子无法继承家产，只能逼迫两个儿子考取功名。二个儿子苦读十多年，却始终没能考上秀才。”
“赵分亭绝望中离开人世，头七还没过，他的两个儿子立即迎来了抢夺家产的亲友，几日间就被霸占了十六间商铺，‘赵记陶器店’顿时瓦解。然而这时津国公法庭已经声名在外，赵家两个儿子把强盗们告上法庭，最后大获全胜。”
“赵家的家业最后全部夺回，赵家子孙得以继续雇佣伙计经营家传的‘赵记陶器店’。”
听到这里，茶馆里的茶客们都大声叫好起来。赵记陶器是天津有名的商货，济南的一些百姓都听说过。赵记陶器店这样的老买卖得到传承，受益的不止是赵家两个儿子，更是天津的百姓。
一个商人打扮的老人颤颤悠悠站了起来，激动得满脸通红，大声说道：“若是津国公的法庭保护私产，我姜见申第一个支持津国公把法庭开到山东来！”
众人对视了一眼，暗道这可是济南城有名的绸缎商人姜见申。如今商贾们也开始支持津国公了？（未完待续。。）
第五百一十二章 清官
八月初二，山东济南府齐东县县衙内，齐东县的缙绅名士济济一堂，坐满了县衙二堂。
这些齐东县的大人物聚在一起，是商量如何抵挡“津国公法庭”。
如今山东只剩下《山东日报》一份报纸，李植可以轻松左右全省的舆论。这一段时间山东日报大肆宣传天津“津国公法庭”的好处，登载了无数“津国公法庭”的案例，详细阐述了天津在有法庭之前和之后的大变样，阐述了天津百姓从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中得到的巨大实惠。
如今山东听报的百姓越来越多。到茶馆里听个报只花一两文钱，市民和农民都能承担得起。《三王日报》被捣毁后，《山东日报》的听众数量更是有了一次可观的增加。如今山东日报的影响力，可谓是深入山东的每一个角落。
《山东日报》如此受欢迎，又全力宣传“津国公法庭”，山东百姓们已经越来越期待“津国公法庭”的到来。《山东日报》趁热打铁，把“津国公法庭”在山东的安排都登了出来：
法庭在山东将每县设一个地方法庭，每府设一个中级法庭，在济南设一个高级法庭。山东日报介绍：如果在低等级法庭打完官司后觉得冤枉，还可以向上级法庭提出申诉，让上级法庭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调查，给出更权威的宣判。
听报的百姓们一听到这架势，就知道这样的制度保证了个别法官无法徇私舞弊，就更明白津国公法庭的公平公正了，期待法庭开张的心情就更迫切。
地毯轰炸式的舆论宣传加上确实造福百姓的法庭制度，让津国公法庭的魅力摧枯拉朽。在不少州县，已经有被豪强欺压的百姓在偷偷搜集证据，就等津国公法庭入山东后去申冤了。
对于山东的文官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噩耗。
李贼不但要控制山东的舆论，还要争夺地方主官的司法权。如果地方主官没有了判定官司的权力，百姓一有纠纷就到津国公法庭上诉，以后谁还拿地方主官放在眼里？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李植兵强马壮，刚在济南砍了一百多办报文人，对抗李植实在有些凶险。山东的地方官们虽然愤怒，却是集体沉默。
在这万马齐暗的时候，齐东县县令王思永决定站出来。
王思永这个知县素有清廉的美名，做事严格遵守礼法素来仁义，不贪钱不好色，被山东士人称贤。王思永觉得李植抓不到自己什么把柄，别的地方官怕被《山东日报》抓把柄搞臭，王思永却一点不怕。
齐东县的县衙二堂里，王思永扫视了一眼缙绅名士们，抚须说道：“这次本令召集各位来，是要讨论《山东日报》所说的法庭一事。”
王思永话音未落，左首一个身穿潞绸圆领，头发花白的老叟勐地一柱拐杖，大声说道：“即便是县尊大人不找我们，我们也是要找县尊大人的。李植一个天津提督，凭什么到山东来办法庭？他一个津国公，难道还要管我山东的事？他眼里还有没有朝廷法度？”
他又柱了一下拐杖，说道：“李植想做的不是一个法庭，而是想把山东变成第二个天津。今日办报，明日法庭，后日就要对我们的免税田地收田赋了。李植加诸天津的那一套东西，恐怕要全部搬到山东来。”
说话的老叟是山前乡的韩举人，也是齐东县有名的人物，素有威望。在座的缙绅们听到韩举人说到田赋二字，都是脸上一沉。李植控制舆论，抢夺司法，这都可以忍。但如果李植最终要在山东向士绅收税，就无法忍了。
看天津的那些士绅被收取田赋后下场多惨？原先富庶繁华的家族，瞬间收入暴减人丁离散。极端一点的情况下，一些妻室子孙多的士绅不但再养不起下人，甚至一家人吃饱饭都成问题。
钱的问题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命的问题了。
一个中年缙绅跳了出来，大声说道：“李植以为在济南杀一百多人就能吓住我山东的士人，却不知道我齐鲁大地的士人都不是软骨头。如果李植敢在齐东县设置法庭，我就是被李植抄三族也要带家丁把法庭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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