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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革会”的勒令，立即得到“工总司”的支持。
于是，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
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王树人同志后来同我谈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1966年11月30日凌晨，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红卫兵和报社领导展开“推磨”式的谈判，从夜里一直磨到天亮。王树人对红卫兵们说：“你们这种说法不通啊！是邮局不让你们发行，并不是报社不让你们发行。好比吵架，你们同姓王的吵架，怎么能封姓李的门呢？”
红卫兵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纠集了三百多个红卫兵和五千多个“工总司”造反队员冲进了报社，占领了办公楼，走廊里到处是人，挤得水泄不通，厕所满地都是大小便。报社铁门外是人山人海的群众，绝大多数群众对这些“工总司”和红卫兵蛮横无理的做法很是不满和反感。但那时红卫兵权倾一时，不好得罪。于是许多群众便以要看《解放日报》为由同红卫兵说理。他们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要求红卫兵撤出报社。“工总司”的头头则爬到报社窗边和门口，大喊门外的群众是“政治扒手”、“右倾势力”，用竹竿、木棒、自来水管殴打驱赶围观群众。“红革会”的人则在头上洒上红墨水，伪装成受伤的样子，制造所谓“流血事件”。
报社领导真是如坐针毡，几天几夜没有睡觉，身心疲惫到极点。但个人累死事小，出现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可就罪莫大焉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哪里出现群众斗群众，哪里就一定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背后操纵。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3）
报社领导一方面要不分昼夜和造反派“谈判”、周旋，一方面要调停门内门外两派群众的矛盾，同时还要为占领报社的造反派弄面包。年轻些的同志还顶得住，年纪大点的就顶不住了。韩哲一同志累得晕倒了，前门出不去，只好把报社后面的墙打了个洞把韩哲一同志抬了出去。
报社的同志紧张，市委的压力更大。在当时情况下，任何一件小事处置不当，都会成为造反派搞垮市委的导火索，何况这样大的事件呢？曹荻秋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我当即表态支持曹荻秋、韩哲一他们在一线处理的意见，并再一次表示不能同意“红革会”的做法，要做工作，并让曹荻秋同志立即打电话请示陶铸同志。曹立即给陶铸同志打电话，谈了《解放日报》社发生的情况，请中央火速作指示。陶铸同志作了四点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对红卫兵冲击，要说服，这是原则问题；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造反派们见陶铸同志有电话来，也拥到报社总机室，要打电话给陶铸同志，要他撤回四点指示，真是乱成一团。
聂元梓又在幕后活动了。她把一些心腹从报社叫出来，告诉他们：“不要从《解放日报》轻易撤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并向他们交底说：“《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许多组织打电报给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表态。中央文革没有表态，就是支持我们！”聂元梓的这番话泄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中央文革的险恶用心。他们就是要把全国搞乱，以便乱中夺权。
“红革会”和“工总司”的人越聚越多，事态越闹越大。经过长达两天两夜的艰苦“谈判”和连续几天几夜的连轴转，迫于多方压力，12月5日，王一平、宋季文两位同志代表上海市委，被迫签字同意“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
一、 《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
二、 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 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 《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承担。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4）
只要看看“决定”、“要求”这些词的用法，听听“责成”这种口气，就可以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是何等的气焰嚣张，而市委是何等的被动屈辱。签字后王洪文带着他的人马得意扬扬地撤离报社。
12月10日，曹荻秋同志也被迫签字，为了不扩大事态，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12月14日，又一个主角姚文元出场了。他兴奋地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表示支持“红革会”和“工总司”的“革命行动”，夸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
听说市委签字同意了造反派的要求，报社上上下下一片哭声，他们实在不能服气！王洪文等人却扬眉吐气，声称“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市委举起了白旗”。
“《解放日报》事件”将市委的威信全部打掉，上海市委距离瓦解指日可待了。
在这期间，12月12日晚，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下令写作班子立即举旗造反，并向徐景贤透露说，他和张春桥不久之后要回上海，要踢开上海市委，要写作班子作好做他们工作班子的准备。
徐景贤接到电话后，如获至宝。12月13日下午，就立即召开写作班子全体会议。徐景贤向到会的人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决定写作班子一致起来，全体造上海市委的反。他们把这叫作“后院起火”，“心脏开花”。
12月18日下午两点，以市委写作班子为首联合了市直机关四个单位的造反派，在“红革会”、“工总司”的参与下，在市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场上有两三千名红卫兵维持秩序。大会由写作班子支部副书记郭人杰主持。我、曹荻秋、魏文伯等上海市委领导以及市委、市人委20多个部局级领导，都被揪到会场接受批判，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市委书记处书记杨西光被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成为重点批斗对象。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5）
1966年12月18日下午，我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了群众的面前。这主席台是我经常做报告的地方，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其中心境，难以言表，非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的。
（图中右三为陈丕显，右二为曹荻秋，右一为杨西光）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了群众的面前。文化广场是市里过去经常开大会的地方，这主席台是我经常做报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为批斗对象站在了这里。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组织的关心下，我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明显的“逆境”，一直是处在“顺境”之中，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其中心境，难以言表，非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的。我不由得又环顾了一下主席台周围贴的标语口号。
“炮打上海市委！”
“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
“打倒杨西光！”
“砸烂常溪萍！”
后来我才知道，这组口号是徐景贤和聂元梓按照姚文元的指示商定写的，“火烧”、“揪出”和“打倒”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这组口号曾多次受到张春桥的表扬，他说：“这个口号很有策略！”他们对市委是“炮打”，对曹荻秋是“揪出”，对我是“火烧”，是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对我发难，又还假装对我留有一点余地，并希望我能明白这个“区别”，按照他们的旨意站出来。对这点，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我怎么可能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呢？我十分清楚，不管我站出来还是不站出来，不管我怎么做，我和荻秋同志的命运和下场都会是一样的！因此不管如何风吹浪打，我们都要坚定地站在一起，决不能学习刘建勋、潘复生。
会上，市委写作班发表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随即宣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这个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6）
徐景贤等人“后院起火”、举旗造反之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大多是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把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眼看着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被破坏，名誉被玷污，我们内心十分气愤。
当天晚上，姚文元就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祝贺写作班子起来造反，说“你们革命我支持”，“有人造谣说写作班不是我和春桥领导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