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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了一句“我不赞成这张大字报”。我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我反对“文革”的“罪证”之一。
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号召造党委的反，它引起了全国轰动。此后，《人民日报》不断推出社论、报道文章，不断鼓动学生起来“造反”。顿时，北京各大专院校闹翻了天，乱成一锅粥。上海各大专院校也纷纷仿效，出现了动乱局面。6月2日，上海科技大学出现了上海市第一张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揪”之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也被“揪”。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泛滥起来。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2）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上海市委于6月2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仿照北京市向教育系统大部分单位派驻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上旬起，上海市委和各区、局党委也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学校派了工作组。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扩展，其他系统也派遣了部分工作组。6月10日，市委在全市党员干部“文革”动员大会上，点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等学术界、文艺界专家、权威的名，把他们作为“牛鬼蛇神”的典型，并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展开了错误批判。
六七月出现了数次大字报高潮，内容从声讨“三家村黑帮”，到揭发本单位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一而足。大字报揭发、点名的面很广，党、群系统6月份贴出大字报1万多张，市人委所属16个局以上机关近二千人参加运动，到7月2日贴出1万多张大字报。局级干部都被点了名，处级干部80％被点名。郊区10个县级机关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贴出大字报近10万张，被点名的干部占机关干部总数的20％。
从6月下旬起，有些中等学校开始出现起哄、围斗、打人、罚跪、戴高帽等现象。据7月份统计，全市开展运动的468所中学中，有191所中学出现此类现象，占40％。在此期间，市委接到中共中央6月20日批转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中央在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北大处理的办法主要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6月底，魏文伯又接到了陶铸副总理的电话指示。陶铸同志要求转告上海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敢于领导，党团员要起来斗争，同群众讲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大多数党组织、党员是好的，个别不好的可以揭，有缺点可以批评。市委及时向各级党委和工作组作了传达。各区区委和工作组都及时作了疏导工作，阻止事态的恶化和扩大。
六七月间，上海“文化大革命”重点在文教系统和党政机关开展，工交企业的“文革”同“四清”运动结合，分期分批地进行。由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集中力量搞运动，生产技术协作中断，新产品试制进度受到影响。一部分企业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唯恐抓了生产不“突出政治”，放松了对生产业务的领导，造成了工业生产中事故增多、设备维修差、产品产量质量下降。外贸方面，因某些商标图案和产品被认为带有封建迷信或资本主义毒素，有些厂不愿生产，外贸干部不愿收购进口。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3）
7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的情况，并希望他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毛主席表示暂时不回去，让刘、邓“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少奇、小平在返京路过上海时，我和曹荻秋同志怀着急迫忧虑而又期待的心情，向他们汇报了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我们对运动的看法。我们特别汇报了运动以来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上海工业生产受到的破坏和影响的情况——事故增多，产品质量下降，一些科研项目和生产技术协作中断。我们直率地表白了我们的忧虑，请他们给我们指示。少奇、小平同志也深为忧虑，但他们也有难言之隐，只是原则性地指示我们要按“五·一六通知”精神，领导好运动，注意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少奇同志还肯定和鼓励我们说：“贴市委的大字报少，说明上海市委是有威信的。”小平非常关心我的病情，反复嘱咐我要安心治病，最好到外地休养。可当时我怎能安心，又怎能安心到外地呢？
根据少奇、小平同志的指示，上海市委于7月8日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推动各项生产业务工作的巨大动力”，组织专门班子，形成上下一条线，在各级党委统一部署下，负责抓生产、抓业务等四项措施，并于7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7月19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小平同志批转了我们的报告，对其中所提四条措施，要各地参照办理。上海市委在召开各区区委书记会议时，对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曾提出了一个大体计划，即7月底以前进一步深入揭发，8月开始逐步转入重点批判斗争，9月以后进入群众自我教育和整改阶段，同时还确定了财贸、街道办事处、医院等单位暂缓开展运动。这些措施使上海的局势趋向稳定。
这些既开展运动又发展经济，既抓革命又促生产的措施，原本是天经地义的好事，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可是后来却成为我们贯彻“刘、邓路线”的一条重要“证据”和“罪行”。张春桥、姚文元和以后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等借此大做文章，每次批斗会都要追问我和曹荻秋向刘、邓汇报了什么，刘、邓有什么“黑指示”。
7月中下旬，毛主席返回了北京。他老人家对刘少奇同志主持运动五十多天里的表现极为不满。一场表面看来已趋于平静的运动又掀起了新的更大的波澜。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4）
一场暴风骤雨开始了。
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日到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公报肯定了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强调“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8月9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此后，上海也同全国一样，运动急剧升温。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市委于8月5日撤走了大中学校的工作组。以后，工交、基建、财贸等各系统所有工作组，包括“四清”工作队，都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全部撤离。
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日晚全文广播《十六条》起，上海街头出现了通宵达旦、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他们手舞红旗，一路呼喊口号，情绪激昂。运动开始走向公开的、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同时，8月以后乱揪乱斗的行为蔓延开来，起初出现在大中专院校，继而迅速向各方面扩散，无法遏止。
8月5日，复旦大学校园内刮起所谓“斗鬼风”。仅5日至7日三天，就有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遭到揪斗。之后，“斗鬼风”迅速蔓延到各高校，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批斗过程中频频发生打人、罚跪等无视人格尊严、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
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8月下旬，工业、交通、基建等各基层工厂和单位也普遍发生戴高帽、游街等情况。如8月24日一天，仅造船、冶金、电业三个系统的基层工厂，戴高帽游街的就有400多人。这股乱揪乱斗风还刮进了科研院所、机关，甚至里弄。
这段时间，我仍在住院治疗和休息。当时处在激烈斗争一线的曹荻秋、魏文伯等同志经常来医院或我休息的地方看我，商量如何把这场从未经历过的运动领导好。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和眼前的现实告诉我们：没有领导的狂热群众运动会导致非常可怕的结果。我们千方百计地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参照北京和其他地方的经验、做法来加强领导，力图把这场运动纳入我们的领导意图之内。可是，由于对这场运动的目的、意义和许多方针、政策、做法很不理解，甚至无法理解，而另一方面却还得紧跟，我们实在是太为难了！我们都有无穷的忧虑，深感力不从心！我的病需要我全力配合医疗，可我怎么能不花力气去考虑当前局势呢？我的病需要静养，可我又怎么能静得下心来呢？
8月22日，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师生员工大会，曹荻秋联系上海实际阐释《十六条》精神，反复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