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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期来往平、津、保（保定）三角地区的德、意、日籍的显赫人物。这就是说，这些人物受到了美国情报机关的保护，美国情报机关取代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平、津、保地区的间谍机构，并且还利用这些国家的间谍分子从事间谍和其他的破坏活动。陈教授平时注意了这些人的活动，并把它记录下来，材料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形成的。陈教授还介绍了意大利人李安东、哲立、马迪儒，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的一些情况。
调查回来之后，曹纯之向李广祥处长作了汇报：“听了陈教授的情况介绍，一些材料活了，如北平解放前夕，东四三条有‘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机关，该机关撤走后，我们不掌握这里还有分支机关，我们侦查工作就有了重点。这些材料还需要去伪存真，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由于受材料限制，我们的情报人员不可能把每个人的每份材料都搞得一点出入都没有！这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调查。我们要动用一切侦查手段对这些可疑的外国人进行侦查。下一步工作，就先从这些人的历史活动入手！”
李广祥表示同意，并指示曹纯之写一个立案侦查报告，报杨奇清副部长审批。
李广祥还指示曹纯之道：“通知北京市公安局和天津市公安局，让他们协助我们进行侦查，并希望他们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对帝国主义间谍进行侦破工作，打击帝国主义间谍的反动气焰，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做出贡献。”寻找侦查的突破口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坚决执行公安部指示精神，积极配合公安部对帝国主义间谍的侦查，同时根据北京的具体情况，采取公开管理和秘密侦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帝国主义间谍及其组织给予坚决的打击和摧毁。
北京解放初期，同帝国主义间谍作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敌情不明。这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对国民党特务在北平的情况了如指掌，是因为在北京解放前夕，担任北平国民党特务机关较高职务的人，向我起义投诚，并给我们提供了翔实的组织情况和名单，所以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在打击国民党特务时，情况明，行动快，干脆、利索、准确、彻底。但对帝国主义间谍，明明知道他们肆无忌惮地搜集我们的情报，却不知从哪里下手。但是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坚决执行党中央在1948年10月西柏坡政治局会议关于北平接管外事工作所确定的“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惩办外国人中不法分子”指示精神，克服困难，艰难起步，积极发现敌情线索，寻找侦破的突破口。
北京解放初期，北京公安局治安处成立外侨管理科，为了摸清北京市外国人的情况，于1949年7月对北京市全部外国人进行登记，并明令外国使馆人员一律按外侨登记。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的狄飞，经请示市局党委同意，派出侦查员和外侨管理科的同志一起做此项工作。这样，就把公开管理和秘密侦查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外侨登记中，外侨管理科的工作人员对外侨逐人进行谈话，把谈话情况做了记录，制作了卡片，要求外侨每人交照片一张，填好登记表，从而掌握了外侨的住址、姓名、国籍、职业等情况。同时，还要求外侨写一个小传，这样对外侨的历史情况也清楚了。
从7月11日开始到8月底，除12岁以下小孩216人未作登记外，共登记了1679人。
侦查处的侦查员对登记的1679名外侨进行分析、调查、甄别，发现18名外侨有间谍嫌疑。侦讯处对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作进一步侦查，这样北京市公安局在打击帝国主义间谍方面寻找到了突破口。
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斯纳、魏智、马迪儒等人册中有名，这些帝国主义间谍重点嫌疑人，已纳入了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的侦查视线之中。
冒险家的一枕黄粱巧遇山口隆一（1）
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侦查员小孙和小许，准备跟踪一个间谍嫌疑人，此人是日本医生吉泽国雄。他们知道他在东单二条开诊所，但不知道这个人的面貌特征，跟踪无从下手。怎么办呢？一天下午，二人来到管辖东单二条的校尉派出所，找到了派出所所长徐建新。
“徐所长，你是‘地方官’，想个办法让我们认识一下吉泽国雄呀！”小孙半开玩笑地说道。
“这好办。”徐建新所长停顿一下，说：“这样吧，待会儿，天要黑的时候，我去吉泽国雄诊所，就说我不舒服，让他给我检查身体，你们二人也穿上警服和我一同去，把他的相貌特征记下来，不就行了吗？”
小孙、小许齐声说：“好主意，就这么办！”
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徐建新所长给他们找了两套警服，小孙和小许穿起来很合体，把大盖帽压得低低的，跟着徐建新所长到吉泽国雄的诊所“看病”去了。
吉泽国雄的诊所位于东单二条中段路南，是一个独家居住的小四合院。他们进院后，房东以为他们是来查户口的，把他们领进东厢房的会客室。吉泽国雄的妻子是中国人，有一个三岁小男孩。会客室还有一个日本人，吉泽国雄和徐建新都认识他。吉泽国雄指着那个日本人，用流利的中国话说道：“这是我的朋友，也是日本同乡，他叫山口隆一，在法文图书馆工作，他下班来这里拿些药。”山口隆一也用中国话跟他们打了招呼。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们正为侦查山口隆一犯难的时候，在这里却意外地碰见了他！
山口隆一打完招呼就走了。小孙和小许把山口隆一的面目特征记在脑海里：他是个小个子，胖胖的长方脸，留着小胡子，走起路来像军人走正步似的。
山口隆一走后，徐所长说明了来意，吉泽国雄把他们领到北房的诊疗室。他认真地给徐建新检查一番，说：“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工作劳累的原因，消化不好要多休息，要多喝水，慢慢就好了。”吉泽国雄开了药，他们就出来了。
不久，吉泽国雄带着老婆孩子回日本去了。
不管是公安部政保局的侦查员，还是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的侦查员，像小孙和小许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山口隆一还是第一次，为此，公安部政保局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通报了山口隆一的面目特征等情况，以有利以后对山口隆一的侦查。
他们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经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缜密侦查，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的“庐山真面目”越来越清晰了。
李安东，男，时年55岁，意大利人，1896年生于中国的上海。1906年回意大利，在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加入了意大利法西斯党。1919年返回中国，一贯从事危害中国人民的活动。1923—1924年，他在天津开设义亚公司，曾将飞机、大炮售给北洋军阀曹锟，挑拨中国打内战，实施“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权术。1926年他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支部，李安东自称支部长。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派遣“意国空军指挥团”来中国，李安东任该团秘书长。他不遗余力地帮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入飞机，并在南昌、洛阳等地建筑飞机场，建立空军学校，训练空军人员。
李安东不但是个法西斯党徒，而且是多国职业间谍。二战期间，为意大利法西斯情报机关搜集情报。1937年日本侵略我国华北时，与日寇“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间谍日高富明勾结，从事间谍活动，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帮助日寇进攻我华北抗日根据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安东被控为战犯，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十一战区将其逮捕。
李安东被捕后，几次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大使司徒雷登，要求司徒雷登帮助他澄清问题。司徒雷登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提出的条件是“要与美国进一步建立关系后则可协助”。
不久，国民党十一战区军事法庭以“起诉理由不充分”为由，将李安东释放。
李安东出狱后，又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信，信中除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外，还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应感谢中国军事法庭对我的控案能洞鉴隐微，我很欣（庆）幸意大利官员，能不迁就现在的舆论而根据事实来判断我的案情。”
然而，李安东并不完全了解他被捕的真实情况，李安东历史上的种种行为，已被美国战略情报局所掌握，美国战略情报局想把李安东这个多国职业间谍，拉入自己的麾下，为美国的情报机关服务。
1948年3月的一天，也就是李安东被释放半年后，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武官、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包瑞德匆匆赶赴李安东家中看望，以示关心，也以此拉拢感情。后又邀请李安东夫妇去他家共进午宴。宴会上李安东发表了对世界和中国形势的看法，与包瑞德的看法一拍即合，于是双方商定，李安东化名汤尼，接受包瑞德部署的情报任务，李安东受宠若惊。事后，李安东特意给包瑞德写了一封表决心的信，说：“我是一个法西斯党徒，是一贯坚决反共的。今天苏联是共产党的领导者，美国是反苏反共的首脑，因此，我要为美国效劳。”从此，李安东这个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党徒，便成了美国情报机关的忠实间谍。
李安东与包瑞德发生情报关系以后，积极为美国效劳，他发展了日本人山口隆一，法国人魏智、亨利，意大利人马迪儒主教、哲立及德国人甘斯纳等人为情报员，不遗余力地搜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截止到北平解放前夕，李安东向包瑞德提供情报达115件之多。
山口隆一，中文名字叫刘逸。190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