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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周恩来揭开了他外交生涯中最著名的一页。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后双方的立场都未改变，仍然保持对立状态，这就意味着中苏关系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发展，但中美关系则应该另当别论。林彪及其手下的大部分人仍倾向于与他们以前的莫斯科老师和好。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事未置可否，直到１９７０年底林彪咄咄逼人的野心和来自北方的威胁，使得中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与美国恢复邦交的可能性。此外，周恩来手下的专家估计，由于国际力量的重新大组合，使得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威胁要小于苏联的威胁，周恩来反复考虑与美国进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只要华盛顿采取主动那就好办了。
这个暗示是当年８月传达给埃德加·斯诺的。当时，他在北京的一次乒乓球比赛上见到了周恩来——“他的头发开始渐渐地变白，身穿一件夏天的运动衬衣，一条灰色宽松裤，下面是白色的袜子和凉鞋。”周恩来对美国国内政治极为关心，并提醒斯诺注意由北而来的对中国的威胁——即来自苏联的威胁。
“如果中国要找一个盟友，”斯诺问道，“找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还是找美国的可能性大？”
在当时，这个问题还几乎是一个碰不得的禁区，提出的问题很可能被简单地打发掉了。但是，斯诺提这个问题所选择的时机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的回答使人松了一口气。
这出公共关系的小戏的另一幕发生在国庆游行那天拥挤的观礼台上。当时，周恩来走到斯诺身边，拉着他的袖子，把他和他的妻子领到毛主席身边呆了一会儿。这就向无数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清楚地暗示下一步会是什么。
几个星期后，周恩来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谈话。在谈话中，他为中国的经济形势进行辩护，对花费巨大的粮食进口的原因加以说明，他还表示伟大勤劳的中国人民也需要外国的技术。他还自豪地宣称，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中国既汲取了文革中好的教训，同时也纠正了一些暴行。他对他的国家的这番热情洋溢的描绘被及时地披露在美国的报纸上。最后，周恩来说中国准备与美国就美国武装“入侵”台湾问题进行谈判。
有一次，周恩来与斯诺的会面从晚饭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早晨６点，斯诺最后也支持不住了。
他低声说道：“我应该让你去睡一会儿。”
周恩来仰面笑道：“我已经睡过了，而现在我该去工作了。”
由于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流渠道，周恩来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及尼克松的回信，不得不各自通过巴基斯坦或罗马尼亚的使者转送。在一封通过这类手段于１２月初送达白宫的信中，周恩来强调他不但代表自己，也代表毛泽东和林彪讲话。他说中国“一直希望并一直试图进行和平谈判，……以讨论中国台湾的那一部分领土的有关问题。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将在北京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尼克松同意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地访问中国，为今后总统的访问作准备。
在国内，周恩来与林彪的争吵越来越公开。１９７１年３月，周恩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坐飞机回到国内。据说林彪为了消灭这个敌人，曾下命令等飞机一回到中国境内就将它击落，但当接受这个命令的将军看到飞机的民航标志后没有开火，而是强行命令飞机降落。困惑不解的总理走出飞机之后，将军递给他那份林彪的电报。据说周恩来把电报拿回去，让人在自己死后交给毛泽东。这个故事大概情况就是如此，至少这种说法在北京流传甚广。
１９７１年夏，毛泽东终于勉强地同意对外与西方实行缓和，对内实行经济非集中化。周恩来受委托与各省对林彪既不喜欢又不信任的将军们建立一个联盟，以支持新政策的实施。
这时，陈伯达激进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甚至变得更加极端。为此，毛泽东转而把他的这位前秘书完全抛在一边。陈伯达在１９７１年４月被清洗①，这项工作是由周恩来领导的一个小组负责进行的。周恩来让人查清了这个林彪的头号支持者的罪状。在１９７１年的“五一”节的庆典上，形势进一步明朗化。按照礼仪，毛泽东走在最前面，林彪跟在后面——手上挥动着毛主席语录，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周恩来走在第三位，但他不像往常那样与前两个巨人离得那么近，而是拉开三步远的距离，并略微偏在一边。
同时，周恩来以积极的姿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而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他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开辟了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我相信我们这次重新开始的友谊将得到我们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不知所措的运动员们没有反应过来。这时，周恩来又进一步问道：“你们同意我的话吗？”
他们中立即响起一片赞成声，并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对美国进行回访。正如基辛格所说的：“周恩来知道如何作出姿态使你不能拒绝。”
现在，周恩来又在美国记者和来访的专业人员中间施展起他的全副外交手腕。这是他自１９４６年离开南京后，第一次重操旧业①。６月２１日，他与《纽约时报》的西摩·托平，《每日新闻》的威廉·阿特伍德以及《华尔街日报》的鲍勃·基特共进晚餐。这次晚餐可算是他这类活动的一个代表作。席间，他精彩地为中国的时局和政策进行辩护，并聪明地对美国想当世界警察的念头加以取笑。
周恩来深情地回忆起年轻时在南京度过的岁月，他说：“现在，作为总理，我就没那么自由了。”说到这里，他指着客人手中的一个笔记本说：“比如，我现在说一句，你们就记一句。”
但周会访问美国吗？
“我敢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他答道。
他在向客人推荐茅台酒时说：“这种酒不上头，尽管你可以用火柴点着它。……实际上，喝了３０年的茅台以后，我现在要戒掉它了。……在精神上，我永远年轻，但是我的精神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变得越来越衰弱了。”
尽管他是这么说的，他还是兴致勃勃地把杯中的茅台酒一口干掉并声称：“我要喝就真喝，决不装样子。”
周恩来的人情味令客人们极为感动，托平接着问他有关人口增长的问题，他解释说，中国的某些地方仍像以前一样，在那里如果一对夫妇不能生出一个传统家庭所要求的男孩来，那他们就会接着生下去，直到他们生出男孩为止。他们可能会一连生出９个女孩，“这时，妻子已经４５岁了，也只是到了这时，她才停止生男孩的努力，这平等吗？”
托平听到这，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他自己是５个女儿的父亲。
“没有儿子？”周恩来抬了抬他那黑黑的浓眉问道。
“托平疲倦了。”一个美国客人打趣道。
“不。”周恩来尖刻他说，“是托平夫人感到厌倦了，我代表妇女讲话。”
类似这样的会面还有许多次，而这类对话也一直是双向进行的。周恩来向这些外国新闻界人士详细说明了中国的政策、需要和成就，同时他也向这些见多识广的记者请教他们对美国政治的一些更为“深刻的”个人看法。一个美国生物学家惊奇地说：“他问的问题范围非常广，他甚至问及谁将在１９７２年大选中获胜之类的问题。”周恩来曾经笑着对英国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说，他十分清楚尼克松要求在１９７２年访问北京的动机之一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捞取选票，但他希望中国可能会因此而从美国那里赢得“部分有用的让步”，而不必作出相应的回报。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8章 握手言和（2）
一个月以后，一个美国学者在华盛顿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警告说，不应过于乐观地把周恩来看作一个实用主义者和一个讲道理的人。“实际上”，弗朗茨·迈克尔教授说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领导人，但迈克尔所代表的观点在美国舆论界的优势地位正在动摇。周恩来那过人的才能使他不仅在国内压倒了林彪和陈伯达，而且在国外也击败了那些反对他的人。
７月９日，在亚洲执行一项外交使命的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地飞往中国（人们以为他因为肚子痛而呆在巴基斯坦休养）。他的外交病到中国后弄假成真，变成一次真正的肚子痛。当周恩来在他到北京后仅４小时就来宾馆与他会谈时，他所有的不适感都被抛在脑后，他们前后共谈了１７个小时，这两个敌对意识形态阵营的代表简直喜欢上了对方。对于两大敌对阵营的发言人来说，能像周恩来和基辛格那样彼此沟通的并不多见。基辛格站在门口非常富于象征意味地伸出他的手，周恩来立即露出微笑握住了基辛格的手。他们两人这时都想起了杜勒斯。基辛格后来评论说，“这是抛弃过去的包袱所迈出的第一步。”他意识到周恩来的矛盾心理——当台湾海峡两岸仍在对抗、越南战争仍在进行之际，自己却在和中国２５年来的头号敌人进行会谈。
基辛格注意到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在“周恩来时而陷入沉思，时而神情恍惚。”然而没有一次周恩来表现得有丝毫的不耐烦，或者是暗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会议从来都没有电话干扰，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要处理这样一个大国的必要公务而中断。”在基辛格面前是为会议而准备的一大堆文件，而周恩来面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纸。在后来几次会谈中情况也是如此。
周恩来固有的由中国古老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上的优越感给基辛格以深刻的印象。这种优越感以及伴随而来的“优雅而轻松的举止和似乎不费力就能抓住事物本质的技巧”，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