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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呀……”
单田芳磕磕绊绊地继续他的小学生活，十岁那年，战火又烧到了长春。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在东京宣告“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七拼八凑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东北人奔走相告，欢天喜地，不料，赶来接收长春的武装力量并非想像中的国民政府正规军，而是大鼻子、蓝眼珠儿的俄国人。
一年之后，“苏军”撤退，“国军”进城，什么新一军、新七军、三十八师等等，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崭新的枪炮闪烁着瓦蓝色的光辉。他们威风凛凛地开进城，屁股还没有坐稳，就迫不及待地修筑防御工事： 十字路口挖碉堡，大楼底下凿枪眼……坊间盛传，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了长春，他们希望兵不血刃，和平解放这座东北重镇；国民党的驻军将领却不买账，还在负隅顽抗。老百姓暗地里盼着共产党获胜，甚至希望他们一夜之间进驻长春，然而，形势却比想像的更复杂。这次围城之役成为马拉松式的对抗战与消耗战。
单田芳至今还记得那个冷冷清清的春节： 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不过是应景儿，除夕那顿饺子也是勒紧裤腰带挤出来的。单凭囤积的那点儿粮食，怎么过得下去呢？
单永魁迅速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商量的出路就是疏散： 年迈的奶奶携带着两个年龄稍大的孙女先逃往沈阳，投奔三儿子单永槐。事后再看，幸亏及时走了这步棋。自打奶奶他们出城以后，长春就被国民党军队死死地封住了，城外的给养进不来，城内的难民也出不去。
单田芳总在评书里做这种议论：“黄金白银、珍珠翡翠、钻石猫眼……再值钱的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有粮食才是最大的宝贝！你有多少钱，有多大本事，不吃饭也玩儿不转！”说实话，他在少年时代就被饿怕了。
没有给养，长春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大街小巷，“死倒儿”越来越多。单田芳就读的小学也瘫痪了，老师个个儿走路打晃，两眼无神，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谁还有心思讲课？教室里，老师和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个个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如今，当先生的还顾忌什么“师道尊严”？他们直截了当地朝自己的学生伸手，低声下气地哀告：“给我一碗米”、“借我二两盐吧”……
一向殷实的单家也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午饭端上桌，单田芳极为奇怪——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黄乎乎的食品。母亲切葱花在滚油里爆炒，嘿！喷香。可是一入口，就变了，又涩又硬，伸长了脖子也咽不下去。吐出来一看，分明是从牲口嘴里夺出来的饲料——豆饼啊！
望着儿子龇牙咧嘴的痛苦相，母亲闷头儿说：“有这个吃，已经算是好生活啦。”是啊，连豆饼都摸不着的穷人凭什么哄饱肚皮呢？单田芳每天都能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
西汉“文景时期”，汉文帝曾深有感触地告诫大臣：“黄金珠玉，寒不能衣，饥不能食，聚之无用。”这正应了单田芳那句话：“粮食才是宝中宝啊！”1948年的长春，据说，半个破窝头就能换一枚赤金的大戒指，一块烧饼也能买个黄花闺女当老婆……
《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 第一部分被奴役刀下图存 遭战乱绝地逢生（3）
挨到夏天的时候，单家连豆饼都买不起，眼看就要断炊了。唉声叹气的单永魁最后决定： 铤而走险，逃出长春。
单永魁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一条小道消息，难民可用一杆大枪换五个人出城；如果是德国镜面匣子枪，还能多带出两个人。也顾不上问这消息是不是可靠，他和朋友刘玉庆便开始悄悄地活动开了，因为毕竟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啊。两家人把箱底的黄金、银元凑在一起，买通了国民党一位姓方的连长，那个见钱眼开的家伙终于答应给弄几支“德国造”手枪。
单田芳是个有心计的孩子，他屏住呼吸暗自观察着父亲的一举一动。最近，单永魁很反常，他和几个陌生人经常钻进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鬼鬼祟祟地商量事情——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值得如此紧张呢？有一次，单田芳进屋拿东西，在场的人毫无防备，个个儿吓得脸色煞白。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单、刘两家很快就要出大变故了。
父亲黑着脸警告儿子：“大概你也知道了，咱们要拿枪支换人命。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千万不能捅出去！否则两家人谁也活不了……”单田芳机灵地点点头，他的胸口怦怦跳着，默默地祷告：“如果我们全家能逃出去，就让这一天快点儿到吧。”
单田芳至今还记得那一天，阴历八月初十，两家老少十四口，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东大桥——这里是出城的惟一通道。不料，关键时刻，那个方连长耍开了滑头，本来说好了，预付的钱款换取一支“德国镜面匣子枪”、一支“日本王八盒子”；谁想，交货的时候忽然变了，到手的竟是四条破烂不堪的步枪——锈迹斑斑，连枪栓都拉不开！费了半天唇舌，单永魁还是拗不过当官儿的，只得认倒霉。两家人提心吊胆地踏上了出城的路。
两家人，架着手推车，忐忑不安地赶路程。八月，本该是菊黄蟹肥、落红满地的时候，可是，青天白日之下，哪有一块太平地方？破败、焦煳、阴森、恐怖……身材瘦小的单田芳抱着沉甸甸的行李，跟其他人一起，在旷野上大汗淋漓地跋涉了一个多小时。这支小小的队伍就像行走在刀刃上，除了赌命运、赌生死，没有第二种选择。
果然，“军火换出城”的说法压根儿就是谣传，单、刘两家没有获准立即过关。在那种前无出路，后无归途的境地，多亏了王香桂的一位铁杆书迷帮忙，否则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归宿。
常言道：“人不该死总有救”，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的很多步骤都是在“碰运气”，漫无目的，昏头八脑。只有彻底走过来了，才知道庆幸和后怕。大名鼎鼎的王香桂拉扯着自己的儿子，同丈夫一起，狼狈不堪地混出了长春城。
总算逃离了战争的威胁，老老少少自然是欢天喜地。回眸以往痛苦而漫长的经历，简直就像做了一场飘忽、离奇的梦。劫后余生的两家人徒步追随共产党的一支队伍，从长春直奔九台，从九台辗转吉林……虽说一路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最起码，眼前已经升起了新生活的曙光。
两家人是分开走的，单永魁和刘玉庆一路，女人们携带孩子一路。王香桂带着大儿子和两个小女儿，再加上死沉死沉的两大包行李，简直是寸步难行。最后，娘儿俩分工，包袱一人背一半，母亲管三女儿，单田芳负责四妹妹。一家四口，跟着大队人马，跌跌撞撞地上了路。真是不巧，单田芳的痢疾越闹越厉害，“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何况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呢？折腾了好几天，单田芳四肢瘫软、两眼昏黑，肚子还拧着劲儿生疼。他放下怀里的妹妹，栽倒在包袱上，想：“死了该多好，可以这么躺着舒舒服服，一动不动……”
王香桂忽然发现儿子掉队了，她扯开嗓子喊，除了空谷回音，再也没有响动。是不是出意外了？她慌了，立刻风风火火地往回赶，幸亏小女儿没有昏过去，孩子的呼喊细若游丝，但还是给敏感的母亲捕捉到了。当王香桂找到跟前的时候，两个孩子蜷缩在一丛乱草里，她的“大全子”小脸儿蜡黄，两眼紧闭，如果没有那点儿微弱的呼吸和心跳，简直就是一个死人了。母亲的心窝子像被饿狼狠狠地掏了一把，一低头，泪水便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逃出长春，战争的阴影越来越遥远，但是肚子还是咕咕乱叫。赶到九台的当天，王香桂把里外三新的丝绸旗袍交给儿子说：“去，当了它，换些吃的。”工夫不长，单田芳揣着当来的十万零五千块票子，一头扎进了九台街里的便民市场。先到煎饼铺，他扯出一千元一张的钞票递给掌柜，说：“煎饼，全买！”又跑到熏肉铺，同样扯出一张千元大钞，说：“熏肉，全买！”当他“呼哧呼哧”地奔回母亲身边时，怀里抱着尺把厚的一大摞热煎饼，还有沉甸甸的三大包熏牛肉。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妈！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望着面颊通红的儿子，母亲真想抱过孩子亲两口。他还是个十三岁的娃娃啊，这份颠沛流离的罪，不该他受！轻轻地替儿子擦了把汗，一贯冷面的王香桂淡淡地笑了，慈爱地望着她的“大全子”。
好不容易，挨到了吉林，那可是座商贾云集的大城市，艺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恰好，暂时分离的单永魁也从吉林火车站连跑带颠地奔回了妻子儿女身边，团圆使得夫妇二人重操旧业，作艺糊口成为可能。在异乡亲朋的帮助下，单永魁和王香桂很快就打场子开书了。
王香桂是东北的曲艺名家，圈儿里的行话那叫“角儿”，联系一家茶社非常容易，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市场号召力，吉林城内的“九江茶社”随即挂起了她的广告牌。鼓板一响，掌声雷动，劫后余生的单家又重新回到了久违的书曲舞台。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单田芳讲到暂居吉林市的那段生活，苦笑了一下，说：“虽说全家都平平安安地逃出来了，可是，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好起来；我那时的肩上，担子反倒越来越沉重。”
父母忙得团团转，鸡零狗碎的家务活儿和两个不懂事的小妹就扔给了单田芳。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拢火烧水，买菜做饭，父母起床时，一定会见到案头沏好的香茶和不凉不烫的漱口水。单田芳成了家里的临时保姆，和两个妹妹玩了一整天，临茶社散场时，就背上四妹，牵着三妹去八卦市场买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