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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之后我们到了里加，库尔兰卡尔亲王不在，我们立即继续前往柯尼希堡，在那儿我们像非常懂得生活的人那样分手做别。
从柯尼希堡我一个人前往华沙，一七六五年十月末抵达。这是一段不舒适和无聊的旅程；这个季节在华沙完全不可能徒步，于是我立即租了一辆马车和一个临时仆人，我与他一道上路去递交我带来的那些数量众多的介绍信。
我首先拜见了儒可夫斯基伯爵，这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看到我显得格外高兴，因为他希望给我讲述好多事情，就留我吃晚饭。真遗憾！我不得不在他的饭桌旁待上漫长的四个钟头，扮演一个与其说是餐桌上的朋友不如说是一个大学生的角色。
傍晚我去亚当公爵处，那儿恰巧在举行一个大型的社交活动。将军、主教和部长们都出席了，甚至国王也来了，公爵把我引见给他们。
陛下问了我许多关于叶卡捷琳娜女皇的事情，我很幸运能向他讲述引起他极大兴趣的东西。晚宴时他请我坐在他的旁边，在整个宴会中他不停地提出问题。他的身材矮小，却匀称。他的脸部富有表情，他的言谈由于幽默和极富才智的评述而生动精彩。
翌日，亚当公爵领我去见这里最有权势的俄国总督，我们是在贵族社交场中认识他的。在这样的场合里人们全都穿着波兰民族服装：长筒靴和短上衣，头发和两颊的胡须都被剃得光光的。总督是波兰骚动不安的策划者，他和他的兄弟对于自己在宫廷中不受重视而感到不满，于是就成了一次叛乱的领导人。这次叛乱的结果是废黜了萨克森国王并由俄国支持的年轻的斯坦尼斯劳·帕尼亚托夫斯基取而代之，此人登上王位称自己为斯坦尼斯劳·奥古斯特。
尽管我生活得节省，但是在华沙还不到三个星期，债务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账单从各方面飞来。不过突然间，幸运把二百杜卡特抛到我的怀里。我必须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名叫施米特的先生，国王为他在宫殿中分配了一所住宅，他请我去参加一次晚宴，赴宴的人除了国王还有和蔼可亲的克拉辛斯基主教，修道院院长基乔迪，以及其他三个人。这三个人对意大利文学有一些了解。心情舒畅的国王对于经典作家比对其他作家更为熟悉，他谈及了许多拉丁诗人和音乐家。当我听到他援引繁琐哲学的手稿时，惊奇得瞪大了眼睛。但我只是恭听，一言不发；当谈到贺拉斯时，一下子所有人都争着去援引这位伟大诗人的箴言。每个人都赞颂他的哲学，只有我沉默不语——这主要是美味佳肴堵住了我的嘴。
我的沉默促使修道院长突然发问：“如果塞因加特先生与我们的见解不同的话，能公开说出来，我将非常欢迎！”
“如果您想知道我对贺拉斯的见解的话，那我承认：依我看来，还有一些对宫廷的声音和精神更为熟悉的诗人。您刚才赞美的那些作为高尚道德和优美鉴赏力的典范的诗歌，从总体看来，只是一些稍许显得委婉的讽刺诗罢了。”
“但崇高的艺术却在于用一种讽刺把温柔的情感与真实融在一起。”
“这对于贺拉斯太简单不过了，因为他唯一的目的就在于奉承奥古斯特皇帝。而使这位诗人不朽的是皇帝庇护，是他提供给他那个时代作家们的庇护。这也使他的名字得到如此的尊敬，甚至使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戴上皇冠的贵胄为拥有他的名字而放弃自己的荣誉。
我提到过，斯坦尼斯劳在登上王座时采用了奥古斯特的名字。我的这番话理所当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我，那些戴上皇冠的贵胄为了用奥古斯特的名字而牺牲了自己的荣誉的都是谁。
“我知道的不全，”我回答，“但例如瑞典国王，他称自己是古斯塔夫。”
“古斯塔夫可不是奥古斯特！”
“噢，是奥古斯特！这个名字是用另一个名字排列的文字游戏此处原文是Anagranmm；意思是颠倒字母顺序而构成另一个字。例如把August变成Gustau。。”
“您是从哪儿发现的？”
“在沃尔芬比特图书馆的一部手稿里。”
国王爆发出爽朗的笑声，因为他在此前不断引用的手稿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就像我所援引的沃尔芬比特手稿一样。随后他问我，是否能举出贺拉斯的一句用委婉形式表达出讽刺的箴言。
我立即回答：“Coramregesuadepaupertateplusquamposcentesferent．”
“这是真的。”国王微笑着说。
施米特先生向主教躬身请求把这句话翻译过来。
“谁在国王面前对自己的贫穷缄口不语，谁就会从他那儿得到的比要求的更多。”主教说。
施米特先生认为，这句箴言在他看来丝毫不是讽刺的。不过我没有再辩解，因为怕说得太多了。
随后国王转了个话题，他提到阿里奥斯托的作品，并要求我同他一道朗诵。
我躬了躬身说：“乐于从命。”
几天之后我又遇到了国王陛下。他把手递给我亲吻，并递给我一个小包，里面装有二百杜卡特。
我不晓得国王是否知道我的负债，但这也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能还债了。
一月底我有了一次经历，我要在这里把它写下来，随便人们对我的想法进行判断好了。我已经在另外的场合里承认，我这个人从来就没有能摆脱过迷信。
《我的一生》 第三部分伐维尔（3）
我做梦在一个高贵的社交聚会里进餐。突然有一个客人把一个酒瓶掷向我的脑袋，我满脸流血，我用剑刺穿攻击者的身体，登上我的马车逃之夭夭。
库尔兰的卡尔王子来到华沙，这使我有机会参加宫廷总管波宁斯基伯爵的一次晚宴。在进餐中间一瓶香槟酒爆裂开来，碎片划到我的眼睛上方，割破了一条小血管。鲜血从我的脸上汩汩流了下来，淌到衣服上，餐巾上。所有的客人都跳了起来，有人给我包扎额头，换了餐巾，宴会继续进行。我是第一个对这个偶然事件发出笑声的人。这同时我十分惊奇的是我的梦变成了现实，我庆幸，这变成了现实的梦并不是那么险恶。可两个月之后我的那场噩梦就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我在伦敦见过的毕内娣与她的丈夫和舞蹈家皮克到达了华沙，他们从维也纳来，准备到彼得堡去，带了一封给国王的兄弟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的介绍信；亲王是在奥地利服役的一位将军，他那时正停留在华沙。我是与国王在公爵那里进餐的那一天听到毕内娣抵达的消息，国王当时提出，他希望看到她跳舞并提出给她一笔一千杜卡特的报酬，让她在华沙停留八天。
我迫切要看到毕内娣并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她，因此在翌日一大早就赶到她那里。她为在这儿重新看到我感到惊喜，而尤为惊喜的是我带给她的这个好消息。她喊来了皮克，可他却对此感到怀疑，但正当我们还为此争论时，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本人前来把国王陛下的愿望通知给他们。皮克在三天之内安排了一场芭蕾舞，服装、布景和乐队准备就绪；一切都料理妥当，因为剧院经理托马梯斯全力以赴，以博得他的慷慨的主子的欢心。毕内娣和她的朋友们为用这样一场辉煌的演出来结束这一年而感到高兴。但是这样的安排却使另一位女舞蹈家卡苔恼火，因为毕内娣不仅仅以其才能使她黯然失色，而且还诱使她的崇拜者疏远她。在她的影响下，托马梯斯给毕内娣带来了一些麻烦，这使两个女舞蹈家成了誓不相立的仇人。
在十天或十二天之后，毕内娣就有了一幢布置得十分时尚的住宅供她支配了，银制餐具，一个漂亮的吧台，一个出色的厨房和大群的爱慕者，这其中有斯托尔尼科·莫斯茨岑斯基和国王的朋友布拉尼基，他就住在亲王宫不远的地方。
在剧院这个场地上分成了两派，因为卡苔不想把这个阵地拱手让给毕内娣，尽管她的才能无法与她的敌人相提并论。卡苔跳第一场芭蕾，毕内娣跳第二场。那些观众在第一场拼命欢呼的人，一到演出第二场时就一声不响了。人们知道，我是站在毕内娣这一边的，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忽视卡苔，科查尔托里斯基全家和他们的追随者都站在她的一面，这其中有卢波米尔斯基公爵卢波米尔斯基公爵（1722—1783）：波兰的陆军元帅。，他是她的最高贵的崇拜者。我不能因为毕内娣而放弃我的朋友，她因此对我进行了严厉的责备，为此我非常坦率地向她陈述了我的理由，她要求我不再去剧院，可同时却对此不做进一步的解释。她只是说，她要报复托马梯斯，对他的厚颜无耻进行惩罚，她称我是她的这一派人的首席代表。我还是那么喜爱她，而对卡苔根本就不感兴趣，她虽然比毕内娣更为妩媚，却患上了羊癫疯。
毕内娣的第一号的崇拜者是卡萨维尔·布拉尼基，他是一个白鹰骑士，卡拉骑兵团的上校。此人在法国服役六年，依然年轻英俊，是国王的朋友。毕内娣毫无疑问地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快，要求他为自己去报复那个不错过任何机会伤害她和折磨她的剧院经理。
二月二十日布拉尼基出现在歌剧院里，他一反常态地在第二幕结束之后就进入卡苔换装的房间，并开始向这个女舞蹈家大献殷勤，托马梯斯在场，他和卡苔却认为这位上校与他们的竞争对手闹翻了，他来这里完全是为了庆贺他们的胜利。
当卡苔换好了衣服时，演出已经结束。布拉尼基得体地把胳膊伸给她，以便领她到她的马车上去，托马梯斯跟在他俩的后面。我凑巧站在门旁等我的马车。车门敞了开来，卡苔登上车，布拉尼基随后进入车内并对面露惊诧表情的托马梯斯说，他可以乘他的那辆柏林式马车跟在他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