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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王见高攀龙说都察院没有好办法，只有看能不能在圣学院中想主意，于是问刘宗周道：“刘大人，从乔应甲他们闹事到现在已经四个月过去了，圣学院还没有找出什么办法吗？既然不能凭功绩也无法做到论资排辈，那就只有按皇兄说的按能力了，这能力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圣学院有没有个章程出来？”
刘宗周想了想说：“五月份皇上作了这方面的要求后，圣学院一直在商讨这问题可是没有结果。一个人的能力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而且就算一个人有很大的能力，他愿意施展出多大的能力来做事也是不得而知的。下官想了很久只想到能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个人能力的评判上，改作去判断一个人的服从态度上去。也就是说一个官员只看他的服从态度就是要听话，能力的缺失用集体智慧去弥补。”
高攀龙说：“皇上原来说过一句话，就是他只需要两种人，一种是有能力的人另外一种是听话的人。在皇上已经有了决断后，他还是需要两种人，一种是听话的人另外一种是非常听话的人。由此可见听话是官员的必备素质，能力问题都排在后面，当然在需要能力的时候还是要提倡个人能力。在没有对能力作出明确标准前，他的知识就是他的能力，我们这次把举人培训一段时间后委以重任就是出于这考虑，至于说能力大的人不用出来，那是慢慢考虑的事了。”
见刘宗周和高攀龙都振振有词的样子，信王转向徐光启说：“徐大人，这些举人经过培训后主要是为了配合大铁公司在各处卖开矿和开工场的资格，据说教他们的那些翰林院中的老师都是博学院中的人在传授知识，博学院能不能在里面做一个具体的能力判定呢？比如说通过考试之类的手段来筛选优劣，避免其他人心生不满。”
徐光启说：“这个没问题，不过皇上说了这次不经过比较性质的考试，只要合格一个就算一个没有名额限制，这样一来只要稍微用心一点的人都能够胜任无法分出优劣。况且这次有不满情绪的人不是进行培训的举子，而是那些在各县做事的县丞、主薄、典史等佐官，假如让他们也来学习跟举子们竞争，又怕县里的事情没人做。再加上他们的年龄也不小了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都差，真要这样规定他们说不定还以为我们在为难他们。”
信王问道：“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徐光启说：“办法也有很多，只不过都被皇上事先限制了，假如能得到皇上的允许，论功绩也好论资排辈也好用考试筛选也好都可以。”
信王听到最后的办法居然还是要找天启，心里很不舒服地说：“皇兄之所以成立监政院，就是不希望我们有事没事去打扰他，听说高大人已经去找过他被拒绝了，因此这办法不考虑。”
刘宗周这时候慢慢地说道：“其实这事跟政务院有很大关系的，假如政务院作一些改变恐怕要好办得多。”
信王一听绕来绕去绕到自己身上来了，感到非常不能理解。这官员的管理和升迁一直是都察院的事，天启为了避免政务院在施政的同时干涉官员的任免，干脆把吏部拆了合并到都察院中，这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无论如何都扯不到政务院身上去。现在刘宗周竟然说跟政务院有关，不知道从何谈起。
刘宗周见信王露出不解的样子，微微一笑道：“前几天皇上同意了邓玉函说的平等与自由是今后发展时用人的趋势一说，这地方官员不能处理好当地事务而把矛盾推给朝廷，下官想来是因为政务院做事时没有做到平等和自由。”
203 平等公平（中）
见刘宗周说得言之凿凿，信王已经没空惊讶了，他苦笑了一下说：“看来皇兄让我们四人进监政院真有先见之明，本来这只是都察院的事，现在大家一分析好像都脱不了干系。既然皇兄认为那个泰西人邓玉函的话说得有道理，认为平等与自由是今后大明用人方面的一种趋势，刘大人又说政务院没有做到平等与自由，那么就请刘大人具体说说吧。”
监政院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政务的处理流程进行监督，避免因为人的性格、情绪、所处状态等个人原因妨碍国家大事，既然处理政务的人都不能出现情绪化倾向，那么监督的人更是要冷静理性。天启在成立监政院之前就对人的因素进行过考虑，政务院的信王和都察院的高攀龙都是性格偏内向沉稳的人，他们都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就算自己有什么看法也不会一意孤行强行要求执行，这就保证了监政者不会越位成为执政者。
圣学院和博学院本身就是学术研究机构，让刘宗周和徐光启进监政院主要还是让他们辅助而不是决断，况且这两人本身也不是性子要强的人。四个人都是偏重理性的人就会多讲道理少闹意见，即便出现互相指出不足也是就事论事而不是对人的横加指责，当然换上杨涟那样的急性子人就难说了。
刘宗周见信王并没有因为自己说政务院有错而不高兴，于是说道：“从表面上看这些县里的佐官感到不公平，说是难以接受经培训的举人超越他们直接被任命为从七品，但这其实是一种假象。大家想一想，就算没有这回事他们又能升迁到什么位置上？估计最多在现在职位上终老，不因为办事不力出现亏空被清理就算万幸了，他们怎么会对自己不能企及的职位有不满呢？”
信王想了想说：“是啊，闹一阵也没有什么好处，这里面确实有问题。”
刘宗周说：“有问题的还不止这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本地的县令在干什么？各府的知府、省里的巡抚又在干什么？无论是谁行文训斥一顿就能平息的事，为什么还会闹到北京来？”
高攀龙一听也点头说道：“这说明他们都在暗里纵容，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利益需要，只不过以这些小吏的名义出来诉说不公平，朝廷不好意思对这些不入流的人出手。以刘大人的意思，这些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能够站在一起来给朝烃施加压力？”
刘宗周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言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些省里和府县的官员之所以会这样遮遮掩掩地指东言西，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大铁公司出售开矿、开工场资格一事中获取到利益。虽说皇上允许他们卖爵位分成，还从火耗中拿出一部分给他们补贴，但这次的利益诉求不是个人对而是对当地的集体。一是对公不对私，二是因为他们知道大铁公司是皇上的，所以他们才会隐晦的表达要求而又不好明说。”
信王说：“原来是因为他们是想在里面获取利益，认为朝廷直接任命培训过的举人为从七品感到不公平只是个幌子，但刘大人说是政务院不能做到平等和自由又从何谈起？”
刘宗周说：“皇上为了避免商家大户盘剥百姓，特意给他们的商业经营作了个两成利润封顶的限制，为了给朝廷增加税源和给百姓做事赚钱的机会，对开矿和开工场等工业方面的经营不作两成利润封顶的限制，只是对其利润分配作了规定。比如说开矿一事，假如一位投资者赚取了一万两，其中两千两为工人的报酬，两千两为朝廷税收，一千两在大铁公司购买资格，剩下的为投资者所有，地方官府一无所有，自然会有意见。”
信王说：“他们有意见跟政务院没有平等意识还是扯不上关系，再说政务院跟各省各府县是隶属关系，他们难道还想跟政务院平起平坐不成？”
刘宗周说：“所谓公平与否，是指出的力和获得的报酬对不对等，出力大获得的报酬小就会觉得不公平。而平等是指没出力而先天具有的东西，像是说两个人同时出生，一个生在王侯家所以锦衣玉食，另一个生在穷人家只有挣扎活命，不因为人的努力而改变。朝廷没出力只是因为管辖原因能够分得两成税收，地方官府同样没出力也因为有管辖权力却没有得到好处，从都没出力都是在管辖但一个有收获另一放一无所有这一点来讲，他们就觉得不平等。”
信王想了想说：“刘大人的意思是如果让他们也像朝廷一样收税，是不是他们就会觉得平等了也自由了？”
刘宗周说：“这是肯定的，收多收少是一回事，能不能收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只要允许地方官府也收税他们就会觉得受到平等对待了。至于说自由那就不用说了，有了钱就有自由，古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那是多么随意自由的生活啊，但如果没有钱那就没有自由了。”
高攀龙说：“税收两成限制也是皇上规定的，朝廷收了两成地方官府再逐级收取那不成了横征暴敛了吗？皇上不会同意不说，按道理讲也绝对不能允许他们这样做。”
徐光启这时候说：“按刘大人开始所说，投资者开矿也好开工场也好，除去一成向大铁公司买资格许可，两成交税两成给工人报酬，投资者能得到五成，这也太多了能不能叫他们让些出来？”
刘宗周说：“他们那五成其中有两成必须存放在大铁公司的钱庄里，作为出现特殊情况的善后费用，相当于保险金。就这样那些投资的大户还颇有微词，再让他们出让利益恐怕他们不会同意。工人的报酬必须不少于两成也是皇上亲自定下的，要满足各省和各府县官员的胃口恐怕只能在税收和许可费用上打主意。”
高攀龙说：“许可费只有一成，是朝廷把商税全部占用后给原股东的补偿，再说皇上也说了这钱要用在修路上，这里面还牵扯了朝里朝外包括宫中等方方面面的利益，谁也不好意思在这上面动脑筋。算来算去只有把朝廷的两成税收给他们分一些了。”
信王听了愤愤不平地说：“据说当年万历朝时万历帝直接派矿监税监到处收税，也没见这帮人说个不字反而还尽力帮忙。现在皇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