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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弃暗投明-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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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政策等发表谈话。他说：李德邻——德邻是李宗仁的字——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行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周恩来提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这是中共最早提出的国共第三次合作思想。周恩来特意请程思远向李宗仁和所有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民转告，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包括李宗仁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决台湾工作的指示》，并设立了对台工作办公室，有徐冰、罗青长、童小鹏、凌云等参加，周恩来直接领导，李克农、罗瑞卿具体负责。1956年7月，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曹聚仁来北京访问。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会见并宴请曹时，进一步阐发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试探地问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希望曹将此消息转达给台湾当局。1956年8月14日，曹聚仁在《南洋商报》上发表题为《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的文章，公开报道了周恩来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谈话。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对中共的和谈呼吁虽持消极态度，但为了摸清中共的真实意图，也作了一些谨慎的反应。1957年，蒋介石在台北召见当时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示以‘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决定派人赴北京剌探风声，了解中共是否以‘和’呼吁为烟幕而对台湾用武，以便制定相应的对策。蒋介石还提出人选问题，即不拟台湾派出，应在海外选择。许孝炎当即提出三人供蒋介石选择：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最终选择了宋宜山。蒋之所以选定宋宜山，原因有四：第一，宋宜山对国民党一贯‘忠贞’。宋早年毕业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校，后被派往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供职。国民党自南京退败时，宋任国民党组织部人事处长，可谓久经考验。第二，国民党退台后，宋任‘立法委员’身份较为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不愿派一名官式身份过重的人前往。第三，宋的亲兄弟宋希濂为国民党战犯，当时正在中共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北上万一被人发现，亦可以说是去那儿探亲。第四，宋宜山系湖南人，而当时湖南同乡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也在北京，对话比较方便。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当日即会见了唐生明。唐当时是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委托出面接待的。第三天，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唐生明陪同宋到北京东兴楼饭店用餐。在餐厅里，周恩来接见了宋宣山，曾与之交谈。尔后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宣山具体商谈。商谈中，中共方面表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先生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宋宣山在北京期间，还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农业合作社、故宫、颐和园，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胞弟宋希濂。5月，宋宜山返回香港，根据北京之行的观感，写成15000字的报告，经许孝炎转呈蒋介石。报告除汇报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外，还叙述了北京之行的各种见闻，反映了中共治理下的祖国大陆呈现的勃勃生机。但，正当国共和谈的步伐刚刚迈开时，中国大陆开展了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许多同中共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不能不对海峡彼岸的国民党集团产生消极的影响。1958年夏季，中共炮击金门的举措震惊了台湾当局和美国。美国加紧推行‘划峡而治’的阴谋，与台湾当局‘###’的方针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蒋介石对美政策的两面性和维护‘一个中国’立场的民族性。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令世人皆惊的异乎寻常的决策：停止炮击金门，实行‘联蒋抵美’政策，让金门马祖暂留在台湾当局手中。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派来了解情况的曹聚仁，并谈了话，有意将此意图通过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危机。在此之后，又在公开场合多次发出呼吁，同时通过秘密渠道与台湾当局接触。1958年10月，在《告台湾###》发表的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了另一个行动，即请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均有私谊的章士钊沟通两岸和谈的管道。在炮击金门的硝烟尚未散去时，毛泽东就有了嘱托：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把中共‘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诉台湾。章士钊欣然应命。章是国学大师，古文极好。这封信写得有特色。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湾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这几句特别欣赏，但他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随后，章士钊又从北京来到了香港。章的香港行，立即引起海外传媒的各种猜测。港台许多报纸发表消息，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言其所带条件有最低和最高两种，前者是暂时什么都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接触，诸如相互访问（官方或私人团体均可），通邮、通电，然后再通机、通航；后者则同意给台湾以类似当年陕甘宁特区的地位，可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亦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当局对此和谈条件没有做出积极的响应。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谈到国共两党进行秘密、间接接触的情况。他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10年、20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已。’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中共方面捎话表示赞成。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写信，信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希望他们团结起来。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又说：‘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着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要挖掉。中共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发展，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了陈诚的遗嘱，这种遗嘱一般都要有涉及到‘###反攻’的内容。而陈诚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副总统’，其遗嘱既没讲到‘###’，也没说要‘反攻’。中共通过有关渠道反馈回来的信息谈到，陈诚要周恩来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也就是说，不会让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陈诚的遗嘱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民主人士会议上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从陈诚的遗嘱看，这是我们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毅然回国。这一举动给国党当局以极大的震动。为了探听大陆中共方面对台政策的去向，1965年，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接曹聚仁秘密抵达台湾。曹早在1956年7月至10月，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后，曾多次与台北方面秘密联系，致力于商谈和平统一大业。瞬间已过去近10年。这次曹抵台的第三天，蒋介石在蒋经国陪同下接见了曹并开始磋商。经过几次商谈，谈妥了当时6项内容。这6项内容是：1）蒋介石可偕旧部回大陆定居，仍任国民党总裁，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2）蒋经国出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金、马地区、其余3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湾间的缓冲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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