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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指点迷津。然而，周星失望了，他在李亚如的眼中只看到了一种愤怒、无奈、悲哀的神色。她和周星的眼睛对视了一下，觉得自己对这位年轻的下属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她一改平日的“小周”称呼，特意多加了一个“小”字，严肃的说道：
“小小周，眼前的斗争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生死较量。今后的路将会难走，很难走，但前途是光明的。可能我帮不了你什么，但你必须始终牢牢记住，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站稳阶级立场，就一定能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
李亚如讲话时的语言是平静而认真的，但周星已敏锐地看到了她眼中没有流下的泪花。突然，路上走来几位工人赤卫队员，他们骂骂咧咧不由分说地将南下串联队的大字报撕了下来；对那些撕不动的标语和大字报就用红笔打上大大的叉，或是批上“反革命言论”。赞同赤卫队观点的人群纷纷鼓起了掌。就在这时，一辆高音喇叭宣传车在路中猛然停下，车上飘着“北京南下串连红卫兵”和“秀江师大红卫兵”的战旗。红卫兵们怒气冲冲地跳下车，揪住工人赤卫队，抢夺赤卫队员的笔和颜色。为首的红卫兵质问为首的工人赤卫队员：
“你们为什么撕我们的大字报，干涉我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利。”
工人师傅毫不示弱地说：“小子！毛主席教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他妈的不在学校好好念书，跑到街上惹事生非，帮阶级敌人的忙，做反动宣传，我们工人阶级不管你谁管你！”说完，他大手一挥又命令道：“赤卫队员们，给我继续撕！”
一个要撕，一个不让撕，冲突迅速升级成扭打。一辆造反红卫兵的宣传车又开来了，力量对比开始悬殊。混战中有人鼻青脸肿流血了。不能眼看工人师傅吃亏呀，从未打过架的周星不顾李亚如的劝阻，加入了混战。开始周星还想劝歪架，暗帮赤卫队，没想到大个子的北京红卫兵冲周星脸上就是一拳。这一拳挨上非鼻青脸肿不可，幸好周星小时候曾学过三拳二脚，他近乎本能地一个右侧闪，避过对方的冲拳，又迅速抬左腿一个侧踹，将对方踢得后退了几步。此时周星明白已经脱不了身，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只得横下一条心了。几个红卫兵见周星会点武术，便同时围了过来。李亚如想冲进圈子保护周星，又被几个女红卫兵缠住了。车上的红卫兵把旗杆拆下来当武器，混战更加激烈化，可车上的高音喇叭还在高喊着“十六条”里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位小个子的工人赤卫队员被三个红卫兵按在地上踢打。周星的头上被旗杆敲起了一个大包。胆小的围观者纷纷后退。就在这时，一支“农民赤卫军”仿佛从天而降，他们手拿扁担从人群中杀进来，为工人老大哥助战。一位黑脸光膀子大个儿农民，挥舞扁担边打边喊：
“我不懂什么十六条十七条，我们贫下中农保卫毛主席扁担一条。”
……
文革运动像脱缰的野马任其发展，基层党领导渐被架空。
第4章 寻求真理上北京 天下大乱见闻奇
这时的中国；已成了真正的政治大国。单位已经无事可做了，但长期养成的习惯仍旧约束着群艺馆的馆员们，自觉地每天到单位报到。已有身孕的李亚如只能是安排大家自学报纸、文件、或是自由上街“关心国家大事”。
街上的传单、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即便在半夜三更也迫使人们接受它刺耳的噪声。电影院的影片是毛主席一次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支持造反派，还亲自给红卫兵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人民日报》社论，也在号召工农兵要支持革命造反派。总之，舆论的导向在明确的告诉人们，造反是对的，保皇是错的。中国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难道现在能不听话吗？跟着毛主席不动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解放十几年来在国内打造出来的一种政治信条。赤卫队、赤卫军纷纷解散，但大家还是不能接受“炮打九级司令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和行为。既然“造反”已成了时髦的革命代名词，大家便都加上吧。于是，原先的保皇派“师大老多”和原赤卫队、赤卫军的一部份人成立了“造反有理联合指挥部”，简称为“联合指挥部”。其意是造反可以，但得有理。这组织也被老造反派们称作“铁杆老保”。秀江市的大部份人干脆“反戈一击”，倒向了老造反派。造反派的力量空前发展壮大，由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于是干脆改名为“秀江市革命造反大军”和“秀江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大军”，统一简称“造反大军”。市郊和周边农村的“联合指挥部”人员始终是多数派，他们坚信保皇没错，眼下只是换了块牌子而已。彷徨中的周星没有立即轻率的倒向任何一方，他要看看，在这乱纷纷的大千世界中真理究竟在何方？他思念母校和故乡，便把秀江市发生的一切，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自己的班主任高松老师。
高松老师的回信很快就寄来了。周星拆开厚厚的来信，只见书信的字体劲疾，倾诉的语句激越如瀑：
周星同学：
你好！我怀着感激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你的来信。你使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面坚信一个道理：绝大多数同学是好的，乌云过去还会有一个明朗的天。你的母校是高等艺术学府，是文化革命的重点，秀江市发生的一切正在这里更为激烈的爆发。当我提笔给你回信的时候，已是深夜凌晨三点，学院红卫兵在凌晨两点才从我的宿舍离开。现在，我的客厅、卧室是一片狼籍，书籍、纸、画、衣物丢得满地都是，能抄走的东西都被在校的红卫兵们抄走了，抄不走的东西也都被糟蹋得差不多了。然而，我现在已经没有气力，没有心情去收拾，因为我已被红卫兵强行站立面壁达六小时之久了；只有我的夫人拖着瘦弱的身体，边流泪边收拾屋中的残局。庆幸的是我们五岁的女儿早已送到奶奶家去了，否则，她今天一定会吓坏的。真弄不明白，我只是一名年轻的教师，一位普通的班主任，难道也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与其它教师相比我还是幸运的。各系的老教授们每天都在受着非人的待遇，接受无情的批斗和折磨。每天早上五点半，他们必须挂着不同罪名的黑牌，带着不同的高帽子在学院的操场上跑圈，并要按口令做各种奇特而又高难度的动作，不到有人累倒是绝不停止的。然后，又让他们面对面地站着相互吐口水，扇耳光，直到打得脸部红肿流鼻血。到七点半又全体站在学院门口的高凳上挂牌示众，口里还必须不停的念着：“我罪该万死，我是牛鬼蛇神。”你还记得音乐系的作曲家贺音晨教授吗？他可惨呢！已是五十的人了，昨天却被两个红卫兵同学驱赶着拉一大车粪到市郊的农场去，中午饭也没给吃又往回赶。在通过二公里长的南滨江大桥时，贺教授实在走不动了，便挨了红卫兵的皮带抽打，他只得爬起来坚持前进。没想到红卫兵却命令贺教授推着大车跑步过桥，他们却骑着自行车在后面驱赶，跑慢了就用自行车冲撞和皮带抽打。回到学院时，贺教授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两条腿肿得像电线杆一样。还有话剧表演系的史诺丹老师，因为曾经在苏联莫斯科艺术学院留过学，而被挂上苏修间谍的大黑牌子，并挨了毒打。附属戏校方面的服装、道具、剧本都被作为“四旧”和“封、资、修”的东西火化了，整整烧了两天两夜。前两天被揪斗的不少男教师被理了阴阳头，红卫兵又把反动分子之类的标语贴在他们身上；女教师则被从头顶淋下墨汁，再挂上“黑帮、黑鬼”的牌子一起游街示众。……
读着高松老师的信，周星的心不寒而栗，难道这些为繁荣祖国文化艺术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艺术人才，甚至在国际上为祖国争得过荣誉的新老艺术家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坏人、敌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想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向何处去找寻？现在全国不正掀起大串连和上访的高潮吗，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为什么不去北京？说不定在北京还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主意一定，周星便约了本单位具有相同想法的美工刘剑、音乐干部孙悦汉、舞蹈干部万山红、文学干部高峰和群众文化干部赵文斌，一行六人踏上了北京串连的征途。为了活动方便和体现行动的组织性，大家临时成立了秀江市红艺兵战斗队，每人还佩带了一只红袖章。
南方的十二月虽不像北国那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但寒风也是凛冽刺骨的。六人都没有去过北京，北京的严冬究竟有多寒冷只是道听途说，大家只有把能带的防寒衣物都带上。没想到秀江火车站的第一道关就把大家难住了。火车在秀江车站按规定只停三分钟，可买了票的乘客和不买票的红卫兵站满了月台，根本上不了列车。列车已是严重超载，所有的门都打不开，所有的窗户都已拉下，防止有人爬窗上车。这群文质彬彬的红艺兵和大多数旅客只能是气愤地踢着车门大声叫骂，然而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列车已经拉响了汽笛，剩下不多的时间正一秒秒的逝去，怎么办呢？紧急之中只见几名红卫兵冲到车窗下，手起砖落砸烂了玻璃。下面的红卫兵抬起一名挥舞着匕首的红卫兵越上了窗口。里面的人想阻拦，持匕首的红卫兵大喝一声：“不怕死的就过来！”面对寒光凛然的匕首谁愿意见红呢？于是红卫兵们攀进了车箱，跨越椅背和人头鱼贯而入。红卫兵们穿的都是军装和仿军装，左手都佩带红袖章；而周星一行出发时都弄了一套时髦的旧军装穿上，加上左臂的红艺兵和红卫兵袖章只是一字之差，大家也就借了光，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