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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恩告诉爱因斯坦牛顿不愿发表他的数量庞大的神学著作时，爱因斯坦对此表示钦佩。他说，这表明牛顿意识到他的神学结论有缺陷，而他是不愿发表任何不符合他的严格标准的东西的。＇
爱因斯坦激动地说，如果牛顿不愿发表自己的著作，他希望别人也不要把它们公之于众。显然，他想到的是隐私权问题，因为他自己一直受到记者和其他人的追踪，他们希望把他个人生活中的所有细节都搞到手。不过，他觉得可以发表重要人物的通信，理由是，如果你写了一封信又把它发了出去，你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来读它。但是即便如此，他告诫，有些个人信件应该受到保护。
他还谈到某些科学家对待维利考夫斯基的不公正行为。我想他误解了他们的态度，以为他们企图封杀他的书。爱因斯坦强烈反对查禁任何人的书，不论书里的内容有道理还是没道理。沙普利和其他人并不想查禁维利考夫斯基的书；他们只是不想让它以严谨可靠的教科书的假象和公众见面，他们反对让麦克米兰公司出版这本书，因为该公司是首屈一指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出版商。
爱因斯坦有次对维利考夫斯基说：“你为什么不能用幽默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批评？为什么要这样激动？”
为了不让爱因斯坦过度疲劳，我几次站起来准备告辞，可是他请求我再呆会儿，“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呢，”他说。
当我终于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吃惊地注意到，我们的谈话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当我转过身向爱因斯坦表示感谢的时候，不小心踩空了一节楼梯，差点儿摔倒在地上。
爱因斯坦咯咯笑了起来，他说，“你在这里一定要特别小心。这里的几何构造可复杂了。你瞧，走楼梯实际上不是个物理学问题，而是个应用几何学问题。”
我刚要走出门，突然听到爱因斯坦在书房里喊，“等等。你一定要看看我的生日礼物。”
他走出来，向我展示了一根窗帘杆子样的东西，顶端有个杯子，上面还用细绳拴着一个球。这是他的邻居，物理学教师埃里克？罗杰斯，送的礼物。爱因斯坦曾帮助他的几个孩子做作业。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12）
爱因斯坦开始用这个奇特的玩艺儿演示等价原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火花。他把那根杆子使劲往天花板上一顶，接着又让它落到地板上，这时那个球就自动跳进了杯子。
尽管他年事已高，满头白发，看上去颇显衰老，尽管他在和我谈话的时候眼睛里经常流水，我仍旧觉得他是个生气勃勃、充满了旺盛生命力的人。
菲利普？霍尔斯曼，摄影师
1940年，由于爱因斯坦的帮助，我得以来到这个国家，这很可能挽救了我的性命。我和我妻子常常到普林斯顿去看他。他是个极富同情心、待人非常热情的人，他自始至终反对一切不公正的行为，并尽其所能帮助弱者和受害者。他表现出罕见的无私和感人的谦虚。
我记得他在最后几个月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忍。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坚强的毅力强迫自己忘记剧烈的疼痛。我也记得他的幽默，他那发自内心的笑声仍旧在我的耳边回响。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一位老太太不断地盯着他看。最后她终于问道，“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您的照片。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谁？”说到这里，爱因斯坦教授咯咯笑了起来，“我对她说，我是给摄影师当模特儿的。”
阿巴？埃班，以色列政治家
1955年4月的某一天，我们在纽约领事馆的情报官员鲁文？达夫尼打电话告诉我，爱因斯坦写信表示他非常担心以色列面临的困难处境。于是我和达夫尼一起前往普林斯顿的默瑟街。爱因斯坦亲自为我们开门。他穿着松松垮垮的米色毛衣和裤子，既没有系领带，也没有穿袜子。他直截了当地进入主题。他说广播电视网一直在试图采访他，但是他们的请求都被他拒绝了。现在他觉得，既然他能吸引起一些“公众兴趣”，那就不妨利用一下。他问我，媒体是否会同意录一段他对美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讲话？我和达夫尼相互看了一眼：这将是新闻界梦寐以求的事。
爱因斯坦拿起一支笔，在一个老式的墨水瓶里蘸了一下，开始在一叠纸上写了起来。后来我们觉得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就决定再安排一次会面，由达夫尼和我来帮助他准备这篇演讲稿。爱因斯坦客气地问我们想不想喝杯咖啡。我们以为他会让管家或女佣来煮咖啡，就礼貌地答应了。
没想到爱因斯坦自己快步向厨房走去。我们不久就听到那里响起杯子和罐子的碰撞声，还有餐具掉在地上的声音，好像我们的主人正在纪念他的伟大前辈牛顿发明的万有引力论。
那天夜里，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我故意用若无其事的口气说，“噢，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今天爱因斯坦煮咖啡给我喝呢。”这是我结婚以来夫妻对话中最精彩的一刻。
当达夫尼和我再次准备去见爱因斯坦时，我们得知教授因主动脉病变已被送进了医院。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在他的文件中有几页手写的稿子，那是他为演讲准备的开场白。
他的讲话稿是这样开始的：“我想做的只是为真理和正义贡献我有限的力量。你们也许认为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冲突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你们也许会说，‘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注。’事实并非如此。当事情关系到真理和正义的时候，不论是小问题还是大问题都同样重要。任何不愿在小事上维护真理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能信赖的。”
伯特兰？罗素，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四十年代初，当我们都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和他成了熟人。他每周在他的房子里安排一次小小的聚会，每次邀请的客人中都会包括一到两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我。我们常常辩论物理哲学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希望通过辩论达到基本的共识。我们对国际政治谈的不多，主要是因为在这种事情上，我们的想法都差不多。不过有一次却是个例外。我在一次聚会上说，德国被打败后，胜利的一方将借钱给向德国政府，并忘记德国人犯下的罪行。爱因斯坦愤怒地驳斥了这个建议。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他是错的。爱因斯坦不仅是个科学家，他是个伟人。在一个离战争越来越近的世界里，他坚定不移地拥护和平。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一个极端主义横行的世界里，他始终坚信自由和宽容。在我所认识的所有的知名人士中，爱因斯坦是我打心底里真正佩服的人。
多萝西？卡明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朋友和邻居
在热浪滚滚的1953年的夏天，我的丈夫萨克斯因心脏病突发被紧急送往医院。那天的天气非常闷热潮湿，可是爱因斯坦仍旧坚持步行去医院——他没有汽车，也不想有车。我想，他的鞋底一定粘满了街上融化的沥青。当他走进急诊室的时候，萨克斯看到了他。“我的上帝啊，”萨克斯说，“爱因斯坦教授，你怎么能在这样的天出门？”爱因斯坦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不在话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多么亲密。他们相互之间完全理解。他还给萨克斯送去一束花和他的问候：“看来，只有魔鬼才能强迫你休息一下。衷心的祝愿。”
克莱尔？吉尔伯特医生，爱因斯坦家的朋友。当海伦？杜卡斯去度假的时候，克莱尔的母亲，雕刻家吉娜？普伦吉安自告奋勇来接替杜卡斯。
我母亲常常把孩子们、印度秘教徒，以及形形色色的怪人写给爱因斯坦的信拿给他看。“太有趣了！”他会说，然后就在信纸的底部写上他的答复。他和我母亲什么都谈，从眼皮底下的小事到无限广阔的宇宙空间，她把这些谈话都记在笔记本上。她正在雕刻他的半身像，所以每个星期都在那儿。当研究院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或其他人去看他时，她就会坐在角落里，对他们说，“你们聊吧，别管我。”她记下他们在午餐时的谈话以及爱因斯坦在电话上的交谈。这是一本用速记法、德语和英语写成的记录家庭日常生活的日记。
海伦？杜卡斯绝对崇拜爱因斯坦，而他在她的管辖之下也过得非常快乐。杜卡斯有时也会摆出一副严厉的样子，对别人大喊大叫，不过他和她在一起觉得挺自在。他知道她在保护他。他有一种狡猾的幽默感，年轻的时候，他一定是个风风火火放荡不羁的人。不过，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从容不迫、心平气和。杜卡斯是个非常出色的管家，她为他遮住外部的世界，使他免受不必要的干扰。在我们的记忆中，晚年的他是就像个慈祥的老祖父。不过这只是爱因斯坦的一个侧面。我一直觉得在那安祥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
吉尔伯特？格里芬，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的艺术史学者
1954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图书馆绘画艺术部主任。有一次，馆长迪克斯先生和我应邀出席同事约翰娜？范托娃在她的寓所里为庆祝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