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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非常奇妙的设想。爱因斯坦所说的“战斗”也可以导致这样的结果。
爱因斯坦和尼尔斯？玻尔无疑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人。对于我，他们有点儿像《旧约》里的先知。他们同时也是我见过的最单纯、最有童心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都变得更有智慧、更有学问，也更像孩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在他们周围，没有任何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们对所有有趣的事物都感兴趣。有时我会想起一个男人带着一只小狗在街上走，男人径直往前走着，可是那只小狗却看看这里，闻闻那里，对沿途的每一样东西都感兴趣。他们两人都很像那只小狗，懂得如何从周围的世界中获得乐趣。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9）
他们极大地改变了物理学对宇宙的解释，也极大地改变了普通人对现实的看法。如果我还想补充什么的话，那就是，爱因斯坦对一般公众的影响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论对公众的影响是量子力学所不能比的。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空间、时间和引力的存在，而基本粒子和原子结构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在我和他在普林斯顿的另一次谈话中，爱因斯坦非常难过地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完成统一场论，为此他已经花费了很多年。看来他在有生之年是肯定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了，只好把这项工作留给其他人来完成。
莱纳斯？波林，诺贝尔化学奖和和平奖得主
我每年都要到普林斯顿去两三次，也许1948年是第一次。我每次去普林斯顿，爱因斯坦都会邀请我和我妻子到他那儿去。我们一共去过十几次，每次都要和他在默瑟街住宅的书房里谈上大约一个小时。书房的书架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那房间看上去和我的书房差不多。＇他笑了起来。＇乱糟糟的。他的房间对着房子后面的花园。
我们的谈话大多和国际上的事有关，有时也谈到其他人。我妻子特别注意到爱因斯坦有很强的幽默感。他的幽默感已经发展成一种本能。他常常在说笑话或谈到某个人的时候爆发出一阵发自内心的大笑。我妻子和我对此都有很深的印象。
我只观察到一个小小的怪习惯：他思考的时候喜欢把手伸到脑袋后面，将那里头发缠绕在手指上。
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在和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智者说话。这并不是因为谈话的性质或谈话的人，而是因为我知道他做了些什么。我知道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我可以从我们的交谈中感觉到。我们非常合得来。他总是非常友好、非常放松。
我接受邀请，同意成为原子科学家应急委员会理事会的成员。爱因斯坦也是这个委员会的一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中，他似乎更喜欢和我和我妻子交谈。为什么？有次他向我表示，他和我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对世界上许多问题的想法都很接近。他对宇宙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他曾说上帝是“难以捉摸的，但是并没有恶意”。他的意思是，大自然也许是复杂的——难以捉摸的——但是并不邪恶，尽管自然界的某些方面，如不可再生性，常常使科学家们感到难以理解。他还说“上帝是不掷骰子的，”这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所说的上帝就是大自然，关于骰子的评论当然是表达他对量子力学的不满，他认为不能仅仅依据统计学来作出预言。他无法接受由随机行动产生的事件——如某个镭原子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释放 alpha 粒子。
有人批评爱因斯坦，说他之所以拒绝接受所有其他物理学家都已基本接受的观点，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些思想。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作出重要贡献。
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由于无法理解新的思想而拒绝接受它们。爱因斯坦则不同。他理解这些思想，事实上，他也和其他科学家一样讨论这些问题。他要说的是，他认为这些理论中存在一些缺陷或错误，因此这些理论的某些部分最终将被放弃。
可以说，他的物理理论中有许多感情的或审美的成分。他相信有可能对最基本的理论加以简化，这就是他努力去做的事：用简单明了、整齐对称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科学原理。
我们在1954年11月11日见面的时候大概是用英语交谈的。爱因斯坦的英语相当好，但是他讲英语有明显的德国口音。他说：“看来，在那封＇给罗斯福的＇信上签名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大错误。”当然，那封信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他只是签了名，也许作了一点改动。他接着说，“不过，也许我可以原谅自己，因为我们都担心德国人搞出原子弹。”他没有说，如果他知道德国人在制造原子弹方面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他就不会在那封信上签名。
爱因斯坦可能赞成一种有限的国际性管理机构。我个人觉得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世界政府是危险的，不论它掌握在谁的手里。
爱因斯坦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今只要一个原子弹就能摧毁整个城市、杀死上百万人，战争已经变得如此疯狂而无理性，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更好的制度来解决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争端。”
有些人批评爱因斯坦，说他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和操纵，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这些人中有联邦调查局的头目J？埃德加？胡佛——难怪联邦调查局的爱因斯坦档案搞得那么大。＇我也受到同样的指控。我想他很清楚他支持的是谁，反对的是谁。
我曾出席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托马斯？＇亨宁斯主持的一次听政会。记得在那次会上，亨宁斯对一位助理国务卿说：“依我看，不是波林博士跟着共产党走，而是共产党跟着波林博士走。”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爱因斯坦。
不止一次，当爱因斯坦走到大门口和我们告别的时候，一些开车路过的人把车停下来看着我们。见到这种情况，他多半会开个玩笑。
有人说，爱因斯坦真正感兴趣的是物而不是人；即使对自己家里的人，他也保持一段距离。可是他并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冷漠或孤高的印象。在我的眼里，他永远是那么热情友好、和蔼可亲。
罗伯特？奥本海默，核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是个非常友善的人，然而他也是孤独的。许多伟人都是孤独的。我的感觉是，虽然他是个真诚的朋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他的生活中并不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记得在他七十一岁生日那天，我和他一起走回家。他说，“你知道，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真正要做的事情时，从那时起，生活对于他就显得有些疏远。”他的单纯、直率和专心致志，这一切都和他自始至终地保持了一种纯粹的斯宾诺莎式的一元论密切相关。在他身上永远保留着一种令人惊叹的纯真，一种孩子般的、极其固执的纯真。
约翰？凯梅尼，后来成为达特矛斯学院的第一任犹太裔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从匈牙利来美国避难，在普林斯顿攻读物理学。
我的论文是关于数学逻辑的，这不太可能是爱因斯坦感兴趣的题目，而且他对这个领域一点儿也不了解。可是我的朋友保罗？奥本海姆（他也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建议我去和爱因斯坦谈谈，他正想找一个助手。
我得向他解释type theory是什么，集论是什么，问题在哪里，我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上又做了些什么，谈这些事前后花了足足半个小时，我为占用他那么多的时间感到非常不安。可是他坚持要我讲下去。他好几次打断我，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以便更透彻地了解我的研究。然后他说了一句我最难忘的话：“这非常有意思。现在让我来谈谈我在干些什么。”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我们两个人是完全对等的。
我知道他也和其他的应聘者谈过，不过他最终还是把这份工作给了我。看到我的论文还没写完，他就对我说，“回家去吧，写完后再到这儿来。”我花了一个多月完成了论文。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10）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心里充满了敬畏。对所有钻研数学或科学的人来说，爱因斯坦都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不过他非常善于使别人在他面前感到轻松自在。他的言谈举止是那样朴实无华、和蔼可亲。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专业人员。
这是他研究统一场论的最后一年。他已经把研究的范围缩小到三种可能性。它们虽然很相似，却有着重要的区别。他花了一年时间试图决定应该发表三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但是没能来得及在这一年作出选择。统一场论在下一年才得以发表。
他的秘书海伦？杜卡斯显然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严格地说，她是他的管家，但是她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她安排他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护他不受外界的干扰。她负责他的健康、帮他写信，为他提供一切可能的照顾。当然，她对他的工作也颇为了解。她肯定能像任何聪明的外行人那样谈论和他的工作相关的问题。
我记得一次非常有趣的拜访。那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一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学生，正试图使爱因斯坦相信，他对量子力学——当时的热门话题——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观察这两个人的辩论风格真是有趣极了。首先，爱因斯坦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自始至终坚定而镇静地维护自己的观点，可是另一位却变得越来越激烈。爱因斯坦一直在耐心地解释为什么他对量子力学的某些方面有疑虑，而对方却越发激动起来。“对，但是玻尔说过 。。。”他越来越多地用这样的话开头。爱因斯坦避免谈论玻尔，他只谈实质性问题，而对方却不断地引用更高权威也就是玻尔的说法。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