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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世纪的游记文学，就不能漏掉一位被塞缪尔•；珀切斯誉为“（马可•；波罗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的人的游记，不过他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其他各种资料的调合物，再掺杂上他发挥个人想象力找到的佐料，并通过巧妙地添加一些意在让读者相信他确实到过那里的次要资料使之易为人接受。甚至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是否写过归于他名下的《游记》也值得怀疑。但现代编修此书的马尔科姆•；莱茨声称此书作者是14世纪英国骑士，而不是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是一位列日医师。但它在游记文学历史以及英国文学整体历史上所具有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该书英译本被誉为“首次或几乎是首次尝试把世俗主题引入英语散文领域”。至于它的影响，虽然托马斯•；布朗爵士和罗伯特•；伯顿等人很早就对它表示怀疑，但不仅塞缪尔•；珀切斯把它正式肯定下来，而且晚至18世纪仍有许多人对它的叙述信以为真。
经过现代的文献学研究，曼德维尔所述故事的资料来源现已被识别出来。他主要的常备物是1264年去世的文森特的大百科全书《世界镜鉴》，书中收录了古代和中世纪许许多多有关地理学及自然史的学说，构成这些方面的一大宝库，它们为曼德维尔进行其奇怪的纂修活动提供了根据。我们不必详述书中的具体内容，因为八十足巨人、掘金蚁、用眼睛杀掉男子的女子及头长在肩膀下面的男子之类的故事与契丹或大汗所辖区域没有任何关联。至于叙述的那一部分，他严重依赖卡皮尼尤其是波代诺内的奥多里克并非那么神乎其神的记述。珀切斯甚至指控后者抄袭曼德维尔。但奥多里克这一权威的描述时常太过枯燥乏味，曼德维尔必须加强戏剧化效果。因而，当那位方济各会修士告诉人们大汗宫廷的变戏法者如何让金杯盛满酒在空气中飞行，并使之自行到达赴宴者嘴边时，曼德维尔认为这尚不足以激动人心，转而引入了能够把白昼变成黑夜、把黑夜变成白昼的巫师，他们还能够创造出娇媚可人的少女翩翩起舞、英武豪侠的骑士厮杀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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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茨认为有关大汗和祭司王约翰的几章是曼德维尔著作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关于祭司王约翰他这样写道：“这一最为强大、最为圣洁的人间统治者，以及他的奢华、仁慈，他那为数众多的仆从，他那幸福的臣民以及他那繁忙的城市，6曼德维尔描绘蛮子省的三幅木刻插图：
（1）“在该国有一种没有皮肤的白鸡，但它们长着像那里的绵羊那样的白毛。”
（2）“在该国还有经过人们驯养的下到水里、河里和深池塘中捕鱼的动物。”
（3）“而且他们说这些动物是知名人士的灵魂……因而他们出于敬神的目的给它们肉食。”
选自安顿•；索格1481年奥格斯堡第二版曼德维尔游记，AW波拉德所编《曼德维尔游记》予以复制，纽约，多维尔出版有限公司1964年版。必定会给西方许许多多暗淡无光的城市带来生气和斑驳的色彩，给为战争喧嚣闹得头晕脑胀的世界上成百上千万人带来新的勇气和希望。”大汗宫廷奢华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名副其实的中世纪游记的记述。因为曼德维尔不仅用奇迹，而且用过多的黄金和珍石润饰奥多里克的记述。皇帝的宝座和登上宝座的台阶均用这些东西做成，至于他的桌子，“则用黄金和珍石做成，或者用镶有金边的水晶做成，布满宝石或紫晶，或者用来自天国的沉香木打成，或者是象牙做的，嵌有黄金或用黄金镶边”。
曼德维尔的声望持续下来，他的《游记》作为故事书在18世纪仍在重印，在整个19世纪持续出售。这些廉价的重印本中附有一些粗俗的木刻画插图，有一版把作者描绘为“身着18世纪服装，住在舒适的房子里，一手拿着鹦鹉，一手拄着拐棍，用老式大口径步枪朝着一位不幸的黑人射击，向一位穿着短裤的君主讲述他的经历”。不仅如此，他看来激发了民众对荒诞不经的传奇故事的需求。他用一种神话式的、辉煌灿烂的东方幻象充实了民众的想象，后者未必总是能够马上把传说与现实区分开来。
在14世纪，蒙古王朝衰微。1368年，一个新的本土人的王朝（明朝）在中国建立，远东与西方之间的联系要等到欧洲人设法借助船只抵达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后才重新开通。因为，虽然这些勇敢的陆路旅行家横穿欧亚两个大陆到达中国的短暂时代结束了，但他们激发了一个海外冒险的时代，这些冒险使中国永远与西方野蛮人建立了联系。
这一新型的冒险精神是以种种新的因素为条件的。陆路旅客仰赖他们自己所能随身携带的财物及其驮畜穿越到亚洲的漫漫行程，因而自然而然地十分重视奇石，同时毫不奇怪，这类物品所体现的财富价值应在其账目中列在突出的位置。但那些由海路前往的人能够携带更笨重的货物，会对能够满足欧洲日益富有的贵族需求的新的奢侈品感兴趣。陆路旅客发现他们的目的地正是东方权力的中心，只能把自己视为蜂拥前往大汗宫廷的许多民族之一的卑下的代表。他们无权无势，孤立无援，要想在那里立下脚来并完成自己的使命，不论是宗教使命还是商业合作，都必须使自己的行为举止有所改善。然而，那些将由海路前来的人能够带去进行防卫的人员和武器；况且，他们远非处在广袤的大陆中央被切断了与本国的联系，而是能够借助送他们前来的船只由水路非常方便地逃身。他们进行接触的地点位于中国势力的边缘地带，既远离中国强大的朝廷，后者因其国土辽阔不可避免地在其边缘地区会出现高度的非集权化现象；另一方面远离北方地区，因为到了北方更有可能会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而毫不令人奇怪，不久将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发生的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小型冲突，将会使欧洲人对先前无论如何当作一个军事大国的中国有了最早的一丝轻蔑。最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航海者在前来中国之前已有了和其他非欧洲民族打交道的许多经验，而这些接触必定使他们心中充满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这与中世纪旅行家的畏惧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而，如果把注意力转向16世纪遗留下有关中国游记的那些旅行者，我认为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向人们表述的中国印象依然是中国财富之如何丰富，但新的局势已经开始孕育出新的态度。这一时期写下了有影响的游记的旅行家至今仍很不为人所知。其中最早的是一位葡萄牙人，名叫伽利奥特•；佩雷拉，他在进行走私活动时在福建沿海附近水域被俘，1549—1552年被囚禁在中国南部。下面我要提到的是伽斯帕•；达•；克鲁斯，他是佩雷拉的同胞，根据自己1556年在中国的经历借用前者的记述完成了一份记录。克鲁斯是一位多明我会修士。最后我们还要提到一位奥古斯丁会修士，他是西班牙人，名叫马丁•；德•；拉达，1575年访问了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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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作者都诚实地传达了这一事实，即他们对中华文明之辉煌灿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佩雷拉尤其如此，他身为中国的囚徒达三年之久。他的记述相当简短，主要以其对中国司法情况和监狱条件作了第一手描述而引人注目。他在前言中作了这样的陈述，鉴于他个人的经历，这特别值得注意：“现在我将谈谈中国人运行法律的方式，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些绅士在多大程度上优于基督教徒，在多大程度上处事更求实和公正。”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段落，使人看到一部游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下述事实，即观察者的视野受到了故国同期经验的制约，因而他对中国道路的称赞让我们联想到16世纪欧洲的公路情况是何等地糟糕；他对中国粪肥收集习惯（认为这样有利于保持城市清洁）的颂扬让我们联想到同时代欧洲城市较肮脏的习俗。佩雷拉与他之前的旅行家的共同特征，在于夸大城市的规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