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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道教为当时的西方人所知时已经式微，这是妨碍耶稣会士对中国存在所谓三种宗教的敌对看法得出相当公正的印象的另一个因素。不管怎样，在天主教教士眼中，佛教的许多做法看上去稀奇古怪，该教自身的礼仪是些可恶的模仿之作，因而让人极度生厌。此外，传教会的先驱们在一开始时穿的是佛教僧侣袈裟，以致传教活动严重受阻，结果令人失望。由此一来，耶稣会士完全没有认识到佛教学说的可取之处（这种局面在一个世纪前埃德温•；阿诺德出版《亚洲之光》后才有所改变），没有看到它在中国文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没有认识到它在艺术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没有怎么注意到它对普通人乃至儒家学者家庭的日常生活作出的贡献。佛教甚至给儒教本身增添了风味，因为这一时期构成中国正统学说的新儒教（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佛教。儒教受到的一个较有形的影响体现在成百上千年来一直供奉孔子及其门徒像的孔庙的布局上，在这里画像被牌位取而代之。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单一文化观与耶稣会士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以致他们认为道教和佛教这两个“虚假的教派”不值得考虑，从而把一个扭曲得非常厉害的有关中国思想的观念传递到了欧洲。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六）
在中国这样一个广袤的国家，使大众迅速皈依基督教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获取皇帝本人的好感上，他至少可以对该教予以宽容，最好时可以通过颁布敕令使整个帝国皈依新教。在与欧洲同时代的怀疑论者进行斗争时，耶稣会士很幸运地掌握了科学知识，这些知识使他们得以在中国宫廷中立下脚来。前途看上去是一片光明。正如在前一章中看到的那样，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传奇、希望和预言往往集中在一位强有力的东方君主的皈依上。甚至在利玛窦时代，就有一位帝国王公皈依了该教。而在明朝灭亡之前，许多宫廷宦官和帝王嫔妃也成为基督教的信徒，这据称应“归因于耶稣会精心周密的计划，即借助皇帝的女仆让自己进入皇宫，希望藉此最终使天子本人皈依该信仰”。
考虑到他们所受到的皇帝的种种青睐，因而耶稣会士大臣对其帝王保护人唱赞歌就不足为奇了。康熙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君主，另外，在一个人们非常推崇长寿的国度里，他在位时间之长使人们对他更加尊敬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耶稣会士的某些颂文有些言过其实。传教士帕雷宁仿照古代歌颂孔子的圣徒传记文学的笔调写道：“这位君主是最超凡脱俗的人之一，这种人成百上千年才能出现一个。”JAM德•；麦拉的语气也差不多：“在他在位的56年间，他每天都做出了某种令人难忘的好事；他的荣耀与日俱增。他恪守理政之道，在这方面不仅不亚于乃至胜过列王先祖，而且与古时三代那些帝王相比也毫不逊色。”在欧洲，相信耶稣会士报告的人也热衷于采用这类文字，因为在当时当地仁慈的专制主义是人们的最高政治理想，民主政治尚要待下一代人来关注。因而迪•；阿尔德说他“拥有最高程度的治国之道，他本人身上汇集了构成一位正人君子和君主的一切品质。他的风度举止，他的体形，他泰然自若的种种特征，某种高贵气息，再加上温和仁慈的性情，使人刚一见到他就不由得产生出爱戴敬重之情，从一开始就向人表明他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的君主”。这是欧洲居主导地位的印象。较不热心的描述要少得多，尽管这并不难见到，即便在那些对中国文明予以很高评价的人的作品也不罕见。金尼阁所编纂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还有这样一段易于被人忘却的话：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程度，以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拥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非常迷信一样，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出于同样的恐惧，近世的皇帝们也抛弃了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习俗。即使在从前，每当皇上离开宫禁时，预先都要采取成千种防范措施，这样才敢外出。在这种场合，整个宫廷都处在军事戒备之下。皇帝途经的各个道路和与之相通的道路上，无不布置了便衣警卫。皇帝不仅让人们看不到他，而且人们也无从知道在行进行列的许多轿子中他到底乘的是哪一座。人们会以为他是在敌国中旅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子民万众之中出巡。
事实上，仁慈的专制君主在哲学家和行政人员的辅佐下治理国家的幻象不仅与实情相距甚远，万历皇帝甚至连听一听大臣们的奏议也不愿意。为了在天子与其官僚机构之间提供一个联络的桥梁，太监们不得不担负起中介的作用。这样一来，本就由于他们在帝宫中所起的特别作用而享有亲近皇帝权力的太监们，现在又获得了新的地位，即充当皇帝在国事上的耳目。这些人既无文官们的学识，也无传统和责任感，他们权力的增加，必定会给整个帝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耶稣会士抵达北京时，实际上适逢中国在许多方面出现这种衰落，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对中国作了如此有利的描述。一方面明朝内部的和平因国内的一系列反叛而受到破坏，另一方面满族人势力的增长对其北部边境构成了严重威胁。经济出现了混乱，同时正如中央政府权力松弛和缺乏效率之际一贯会出现的那样，平民百姓不断面临受到地方士绅盘剥、欺压的危险。天启皇帝明神宗死后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贞皇帝。但他在位仅一个月即去世，由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哲皇帝。他以次年即1621年为天启元年，故被称为天启皇帝。于1620年登基，当时仅有15岁，而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木工手艺，而不是治理国家。在他统治时期，事态恶化到了极点，以致残酷无情的大太监魏忠贤得以不仅控制帝宫，而且控制了官僚机构，一度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据称在山东出现了一个独角兽，这一现象一直被认为是大圣人降临的征兆。此时甚至有人提出建议，认为魏忠贤应当享有与孔子同等的地位，受到人们的膜拜。1627年天启皇帝驾崩时，中华帝国几近蒙受由一位太监出任天子的耻辱。专攻这一时期历史的一位专家说：“在中国帝制历史上，可能没有一个时期的宫廷政治和伦理道德像现在这样堕落。”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七）
不过强调明朝晚期诸位皇帝的无能可能有失公正，因为难道不是像康熙这样的清朝伟大君主的荣耀令耶稣会士以及欧洲与他们通信往来的人为此目眩吗？但就连他在一位传教士——不必多言，这位传教士不是来自耶稣会——的笔下也被描述为完全徒具虚名，残暴行为时有发作。他还对批评持不宽容态度。比如，1699年，他下令纂修新版《春秋纪年》注疏，删除一切该书与他的想法不合拍的东西。这位皇帝对纂修结果非常满意，因为书中有关不胜任之国君或暴君不配享有臣民的效忠、可以予以废除的段落被删除了。
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在执政时间之长和获得的名声之大方面堪与乃祖相媲美。但他甚至比康熙还要不宽容。康熙只是在其漫长统治的末期才对一位有煽动言论的作者采取惩罚措施，乾隆却大兴文字狱，查找冒犯皇帝的著作的工作因与一项由来已久的皇家措施——收集珍稀图书和手稿以编修由官方支持下印行的规模庞大的《四库全书》——相连而变得便利了。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根除一切有可能对他自己的统治造成危害的书稿，而且要消除一切有可能危害清朝的一应东西，甚至删除一切贬低入主中原之前的满族人的话语。除了压制一切可能鼓励煽动性思想的东西外，他还持有在思想、道德和精神趣味上保持正统的更明确的目的。乾隆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以致他种种活动的较阴暗的一面直至最近几十年才向人们完全展现出来。在此之前欧洲一直受到耶稣会士阿谀奉承观点的误导。而中国人自身丝毫不能提到这些插曲，直至1912年推翻满族人统治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耶稣会士记述中夸大其辞的不仅是中国皇帝的德行。
他们有关中国君主享有极大权力和威望的观念是另一因过分简单化而导致的过分强调。当然，他们的观点与中国统治者惯常受到的奉承相合，人们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意识到这样一种过分的称颂与其说是皇帝所享有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反映，倒不如说是整个帝国因以运转的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帝国并不是一个天子位于顶端的金字塔。它是两股敌对力量进行激烈争斗的场所：一方是官僚机构，体现了儒教看重家族血缘关系、道德准则和文人治国的理想；另一方是皇宫，体现了非人格化的独裁统治。自汉朝以来这种对立就具有重要意义，当时该王朝奉行的是把残酷无情的法家学说与儒家思想混合起来作为立国之本的政策，其中前者曾帮助汉朝的前驱秦朝一统天下，后者则对非人格化的法律表示反感，与帮助治理一个帝国相比，它更适于小型共同体。
一方面，皇帝依赖于儒家官僚政治所不得不提供的公正和学术气氛、实际的行政经验以及传统财富；另一方面，儒家也需要皇帝，因为他作为天子，其宗教地位具有一种神秘性，而他具有的这种神奇的影响力，不仅确保帝国行为的和谐，而且确保其自然地有条不紊地运转。在明君的统治下，两个方面得以保持平衡，但在那些没有认识到儒家传统价值的君主的统治下，总是存在着破裂的危险。天启这样软弱的皇帝固然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这种平衡，但皇帝过于强烈地追求个人权力同样非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