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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他说，真是的，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可也够娇气的了。转个弯就到家，一共一里半地，这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还是不放心，早早地守在学校门口。想当年，我小时候，每天上小学，都是扒着火车上学的——您别不信，我上小学就在这附近，沙子口。当年我住前门，从小学一年级，我就扒火车上学。多老远啊，家长从来不管——也没时间管啊，那会都是双职工！我从小就扒火车上下学。从前门到沙子口，那会儿有火车，从前门扒上去，到沙子口这边，有个什么什么工厂还是农场，火车就慢了，跳下来没事。回家的时候到前门可不慢，往下跳没少摔着我。
正文 论教育（6）
2010…3…6 10：40：28 本章字数：1057
听完这话我无比崇拜他，没想到那时候北京孩子上小学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了，生活真多彩。
不过下车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儿。前门到沙子口，哪里有过火车的迹象？虽然我知道前门有个老火车站，可前门大街走火车，这也太科幻了吧！
有了问题就要问，这是小学老师就一再强调的，于是我找了一位老先生访问了一下。那老先生听了之后，语气非常肯定地说：他扒的不是火车，是“当当车”，就是有轨电车。是有铁轨的，车也不小，小孩当成火车，也有可能。而且那个时候前门大街到永定门就是有轨电车的线路。而且当时也有人扒着车走，就为了省点钱。
哦，这就对了，据老先生说前门的有轨电车是1958年取消的，按年头推算那司机差不多六七岁，岁数对得上。
我立刻有了一种失落感，原来那个时候的孩子没有那么值得佩服。火车和有轨电车毕竟是两种东西，铁道游击队要是天天扒有轨电车好像也就不怎么太富于英雄主义色彩。
不过仔细想了想，还是觉得那时候的孩子强很多，天天扒电车走好几公里，总比现在要父母接送强，虽然可能孩子自己也不愿意。那时候的人似乎都活得那么皮实，不但孩子，大人也一样。我清楚地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每天早晨五点多，娘亲抱俺去东郊工厂的厂办幼儿园，六点多一点儿的时候从大北窑换车——那个时候所谓的CBD还是郊区，破车站台子上缝隙纵横，野草从缝隙里无忌惮地疯长，掩蔽着一地的碎砖头。一个小时一辆郊区车，上不去就迟到。于是只要车一来，所有的人，男人、女人、五六十岁的老工人、十五六岁的学徒工、孕妇、残疾人，都发疯似的往上挤，认识的也装不认识——没办法，一共就挣那么一点儿钱，迟到了再扣点儿，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无论有多少人要上车，一车总装得下。我记得有人给挤到车下去，在车底就地一滚，从车轱辘旁边爬出来，继续挤。有一次，实在挤不进去了，有一个人就扒着关上了的车门，一直扒了一站地，直到有人下车，他才挤了上来——那时候我就坐在售票员的台子上，和他离得很近，车开着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他还在笑，我当时觉得他很勇敢。
现在的北京人似乎是文明了，挤车的事情依然常有，但是再没见过扒在车门外边“膘”一站地的了。CBD也高楼林立，建设得丝毫看不见当年的影子。我从国贸坐地铁，坐到前门下车，忽然想到，前门大街重修了，有轨电车也当成都市一景被重新恢复了。有轨电车再次轮回到北京，可是也绝不会再有孩子“扒着火车”上下学，以后的北京人还会不会再皮实起来呢？
正文 论写作（1）
2010…3…6 10：40：30 本章字数：1561
论写作
我曾仔细听了马歧的评书《龙图公案》。马家是说书世家，他这部书是清代说书家石玉昆的名作《三侠五义》，直接由艺人口口相传下来的“真传”，而不是看了刊行本之后再编成评书的所谓“墨刻儿”。倒是听出了一点儿门道儿，但是觉得不太过瘾，想起自己买过的很多版本的这书，于是就翻箱倒柜地找书看。
记得小时候看过《七侠五义》，觉得不甚好看。于是这次就先拣了《龙图耳录》看，还好先看的是这个版本。这是和石玉昆同时期的人，听石玉昆说书而记录的，故曰“耳录”。全书都是白话文，也许会有记录者自己的加工，但是总体风格应该与石玉昆说书相差不远。一口气读完七八回，觉得文从字顺，活灵活现，确是好文。
又翻出《七侠五义》看，搞清了这套书的来龙去脉。《三侠五义》是无名氏根据《龙图耳录》编写而成并刊行（当时《龙图耳录》只有抄本，没有出版发行），后来大文人俞樾加以增删修订，改写成《七侠五义》。但我看《龙图耳录》觉得顺，看《七侠五义》却是觉得不顺，看到七八回，有点看不下去。于是下了下狠心，仔细对照两个版本“对校”了一番，发现了问题。《七侠五义》的文字和《龙图耳录》差不太多，但是删去了很多口语的内容。比如对话中，下一个人说话往往重复或者应对上一个人的话的情况在《七侠五义》中都看不到。这应该是中国文人参与创作的特色了。把口语化的小说变得“语言精练”，但是却失去了真实鲜活，失去了讲好一个故事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的文人，似乎没有什么讲好故事的传统，他们都在著书立说，树碑立传；而好故事都是由说书人一辈一辈丰富完善的，无论是《三国》还是《水浒》——他们要通过给别人讲好故事换生活费，从而活下去。中国近现代的文人，包括现代文青们，似乎依然如此。
金庸说：“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主要原因是：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我深以为然。
那传统意义的中国小说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好故事，细致入微，曲折动人，一章一回，环环相扣。作者要先踏踏实实把故事讲好，别急着抒情、议论，更别先想着什么“文字的张力”、“意象的感人”之类，就是所谓的以辞害意。“他挥起一刀，斩了贼人”总是比“他忘记了一切，只记得仇恨。手中有刀，那刀锋上全是意想中的鲜血，那鲜血模糊了他的眼，也模糊了他的心。于是他挥起了刀，挥起了仇恨，挥起了一生流不尽的鲜血——那贼人倒在了鲜血之中，倒在了仇恨里”要好很多。
好多单弦、大鼓演员一提到演出效果就头疼，说：“我们唱的观众都听不懂。”奇怪，几百年来，农村的大爷大妈、城市的贩夫走卒都以听大鼓书为消遣娱乐，就像现在老百姓爱看电视剧一样。怎么全社会都是大学生了，反倒听不懂了呢？大鼓书就是大鼓书，老想着把大鼓书往高雅音乐上发展，光研究怎么行腔、怎么有音乐性，不研究怎么讲故事，那可不是谁都听不懂了。
在大名著《纳尼亚传奇》的扉页上，作者C•；S•；刘易斯这样写道：献给露茜。这个故事是写给你的，不过我动笔时就意识到小女孩比书长得要快。现在你已经长大到过了读童话的年纪。等到这个故事印出来再装订好，你会长得更大了。不过有一天，你会长大到要再读童话。到那时，你就可以从书架上层把它取下来，擦掉上面的灰尘，然后跟我说说你的读后感。我大概会耳朵聋得听不见，也老得不明白你说的，一个字也不能，但我永远都会是——深爱你的教父。
其实说白了就一句话，我爱你，我要给你讲一个好故事。
正文 论写作（2）
2010…3…6 10：40：32 本章字数：1421
刚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校园路上，抬头看见一个大月亮挂在眼前，巨大无比，明亮异常，简直是一个非常灵异的场景。后来看报说是那是67年以来月亮可见度最高的一年。于是随口吟道：
大月亮，大月亮
高悬穹宇碧空上
照彻乾坤万里长
几见伊人相回望
相回望，相回望
令我殷勤苦思量
说实话我很喜欢这诗，我觉得它如天籁一般，纯是一派真如。但是俺那写古诗的死党就老笑话我，没事就跑来冲我喊“大月亮，大月亮”。
可能在他们那里，诗是更雕琢的东西吧。
我又想起了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汪曾祺本身是著名的文学家，在北京京剧院干了三十多年的编剧——他说：搞文学的人是不大看得起京剧的，这也难怪，京剧的文学性确实很差。如果从文通字顺、修辞笔法等方面来说，京剧的文学性岂止很差，简直就是不通，不通之极。“伍员马上怒气冲，逃出龙潭虎穴中。”简直就是凑辙。“听说令爱出花家，门当户对果不差。但等令爱来出嫁，花红彩礼送到家。”也就只能算得上是顺口溜吧。
但是，这些戏文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感和文化皈依感，那是中国戏剧的本原。这些，也是天籁，是文人学不来的。就像《三国演义》里，刘备眼望徐庶乘马匆匆而去。哭道：“元直去矣！吾将奈何？”毛批：“此一句抵得江淹一篇《别赋》。”为什么？因其是有感而发，是真情流露，而不是用华丽的文辞装点过的感情。
在我看来，越是真实的、本性的，越是无与伦比的杰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所以千年万年为人传唱，正因为它的情感的真纯，加上它的历史感，百代沧桑之下，那份真情依然美好。
《诗经》的翻译最难。因为那份美好，那种沧桑以前的真纯，是翻译不出来的。“雎鸠关关相对唱，双栖河里小岛上。纯洁美丽好姑娘，真是我的好对象。”其实翻的不错，但是读来还是让人发笑。
相声也是一样。最口语化的相声，最接近社会下层的原生态的相声，才是真正让人感动的相声。就像我一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高德明的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