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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前，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大物博，加上成千上万开拓者们的辛勤劳动，千里荒野化为夏耕冬猎的富庶之乡，是真正的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和苏俄为争夺中国领土，在东北摆开了战场。东北人民泪洒胡尘，饱尝了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李鼎彝为了躲避战乱，不做亡国奴，１９３７年携老幼１９口人举家南迁，到了北京，完成了他计划多年的“出满洲记”。此时，李敖两周岁。
在北京，李敖一家曾数次搬迁，先住四十二条门楼胡同，不久搬至内务部街甲八号，最后才搬到了居住时间最长的同一条街甲４０号——这是李家远亲沈铭三的一座宅院。在这里，李敖随着他的家人一住便是１０年。
为了谋职，李鼎彝最初找过他的老师胡适。此时的胡适正在倡导“好人政府”，走红于国民党政坛。他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频繁出访美、英、法诸国，宣传中国抗战，请求国际对华支持。可能是李鼎彝当年成绩平平，在胡大博士的印象中，早已不记得这个弟子了，事情自然没有下文。李鼎彝只有另觅他途，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6）
当时的北京政府职员薪水极其微薄，且常常拖欠。李鼎彝要靠此养家糊口，其家境窘迫可想而知。他每天上班只能一大早就动身，步行从东亲叩轿鞒牵下班再从西城走回东城。此时李敖三四岁，已有了记忆，他清楚地记得？
那时我们住东城，为了省下车钱，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①
幼小的李敖，已经朦胧感觉到了身逢乱世的悲凉与辛酸。
李鼎彝持身方正，做事沉稳，在法部工作表现得非常出色，三年后受到上司的赏识，被任命为太原市禁烟局局长，李敖时年６岁，亦有了随母亲坐火车赴太原的经历。
太原在山西省中部，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大城。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３年，李敖一共到过这里三次。他记忆中的幼年生活，从此时开始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他在太原的时间不长，但这座古城在他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黑色的Ｔ字形的局长专车，那扑鼻而来的戒毒房中的水泥味道，那颇像丰子恺漫画中的阿Ｑ的挑水夫，那在婚礼酒宴上出现的“女招待”，那“有一点鬼气”的冷清的高房子，那公园里有五只脚的怪胎牛，那来自侵略者国度的相扑表演，那医院里做标本的人体骷髅……几十年后依然历历在目。最令他难忘的是，在禁烟局的大操场上看到的鸦片，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到了砖窑似的。他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自己看过更多的鸦片！
这种“大世面”，在那个时代，在他的同龄人中，是很少有人见得到的。
１９４３年秋天，正是香山红叶层林尽染的时节，七岁的李敖从太原回到北京，就读于距家不远的新鲜胡同小学。过去，这里曾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贤的生祠，距离风蚀残破的城墙根儿很近。他听说，大学问家梁实秋幼时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可见，这所小学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在这里，李敖度过了他小学的全部时光。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7）
１９４８年夏天，李敖小学毕业，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市第四中学。
１９４８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此时，已辞官回京的李鼎彝又想到了逃难，他认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许要保险一些，于是变卖了在北京买下的房子，带家人分四批逃到上海。在由天津到上海的辗转行旅中，李敖饱尝了背井离乡和流离失所的辛酸，此时他已开始懂事。他在《十三年与十三月》中描述了当时面对国共之战的复杂心情：
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麟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了，弟弟被共产党拉去当兵了，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了。梁秋水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的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①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8）
到上海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李敖的姐妹们都辍学了，只有李敖一人继续上学。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５日，他又从初一念起，读的是上海缉规中学（即今上海市东中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李敖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时，立刻被那漂亮的建筑吸引住了。他觉得比起北平四中的母校来，这所学校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城的学校风格就是不同，豪华的程度也完全不同。李敖听说，胡适在上海落魄时，曾在此教过书，后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所学校原名华童公学，后来为了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才改名为缉规中学。
此时，李敖已长成一个大男孩了。他性格中的“奇气”和“悍气”逐渐明显，并且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世界观。
也就是在此时，历时６６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已经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全部失守，上海亦危在旦夕。李鼎彝在老同学原兴安省教育厅长、国大代表张松涵的劝说下，决定携全家逃往台湾。
李鼎彝为什么要从北平逃往上海，又从上海逃往台湾？当时的李敖年龄尚小，不可能深思，但他还是产生疑问，有时甚至出现误会。他似乎感觉到了父亲在行动中的那种神秘和无奈，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谜团直到６０年代才得以解开。那是他接到的一份国民党大员吴焕章签署的致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密件：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9）
径者启：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作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作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地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涛、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作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清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作抗敌工作，李同志遂困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
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 任 兴 安 省 政 府 主 席①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10）
查李季恒字玑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原来父亲是一位资历颇深的抗日工作者。由于他做的是地下工作，所以在沦陷区即使背着“汉奸”之名，也不去辩解和澄清。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自己的革命，他不能不跟着“政府”走，“政府”走到哪里，他也只能跟到哪里。
当时，李敖的大姊、二姊均在北京，大姊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并选上系花，正在兴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