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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层层投资公司来转移资产和缩小自己的资产规模以合理避税。
台湾媒体在分析蔡氏家族的财产继承时以国泰两大主要投资公司霖园投资、万宝开发为例分析说，蔡家儿女与母亲共同拥有股权，再按人头分配，其中蔡政达、蔡宏图、蔡镇宇三兄弟持股最多。国泰金控最大股东为霖园投资，持股16％，蔡宏图、蔡镇宇以霖园投资法人代表出任董事，加上其他兄弟姐妹的投资公司和个人持股，家族对国泰金控持股超过五成。在国泰建设上也是如此，国泰建设最大股东为万宝开发，持股9。4％，蔡政达与蔡贵如以万宝开发法人担任国泰建设董事，加上兄弟姐妹的投资公司与个人持股，蔡家对国泰建设持股也超过五成。
另外，蔡家儿女名下还有各自的投资公司，他们通过这些投资公司对霖园集团旗下的各公司进行交叉持股，蔡家儿女名下的各个投资公司之间也交叉持股。在眼花缭乱的持股安排和紧密的网络中，蔡万霖个人名下的资产已经很微薄了。
德国版：共同承担责任
德国人赫尔伯特·科万特（Herbert Quandt）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分割财产上，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位科万特家族的第三代传人因为20世纪50年代末买下50％多宝马汽车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投资而积累下了显赫的财富。
赫尔伯特要面对的是他一生中3次婚姻所产生的6个孩子，他当然不希望因为财产的分配而使自己创立的王国分崩瓦解。最终，赫尔伯特确立了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来分配财产。
根据公开的报道，赫尔伯特的财产分配分成三步进行：第一步，第一次婚姻产生的女儿西尔维亚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的是非企业性的财产，一大堆各种股票和相当可观的房地产；第二步，第二次婚姻产生的3个孩子——女儿宋娅和萨比娜、儿子斯文于1978年7月平均分得了著名的瓦尔塔电池股份公司100％的股份。
赫尔伯特第三步是安排真正的财产继承者——第三次婚姻的三位：妻子约翰娜，女儿苏珊娜·克拉腾和儿子斯台凡。这三个人所分得与管理的财产也全然不同，不少是相互独立的，共同的是：他们三人都各得一份宝马集团的股份，总共占宝马股份的46％，约合110亿欧元。此外，女儿苏珊娜得到的还有制药公司阿尔塔纳（Altana）50。1％的股份，儿子斯台凡占有德尔通股份公司（Delton AG）100％的股权。
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财产是这三人都参与的，比如他们拥有美国Datacard公司100％的股份，三人拥有的份额完全平均。还有1993年参股20％的卢森堡Gemplus公司。这三人在巴德洪堡拥有一个共同的“家庭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为这三位管理财产，作出三份完全不同的报告分交三人。
赫尔伯特实践的这种无税分配实物和分割工业财产的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工业重组过程中成了一种广为仿效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只适用于资产庞大的家族公司，中小企业家们还是希望自己的企业一代一代完整地传下去。
美国版：还富于民间
2002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即使美国取消遗产税，仍有50％的美国有钱人打算把自己至少一半的财产捐给社会，只留下一部分财产给子孙。而这跟美国人对财富的观念转变有很大的关系。
《环球时报》的报道说，在西方国家，遗产税由来已久，西方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对此都津津乐道，认为这是平衡社会财富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
第四部分遗产税风波（3）
在美国，遗产税以10万美元为起征点，共分为11个档次。如10万~15万美元，税率是30％；100万~125万美元，税率是41％；200万~250万美元，税率是49％；300万美元以上则征55％的遗产税。遗产越多，缴纳的税款也越高。如果一个人留下200多万的遗产，真正到后人手里的也不过一半左右；如果一个人留下了300多万的遗产，那么后人连一半也拿不到了。
最要命的是，美国税法规定，遗产受益人必须在继承遗产前，先缴纳遗产税，然后才能办理继承手续。比如说，老子留下了1 000万美元的遗产，儿子要继承的时候得先掏出550万美元交税，才能拿到那1 000万美元。如果后人不争气，掏不出这550万，那就一分钱都无法拿到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富翁们想把全部资产留给子女是很难的。
美国人一般都会尽早确立自己的遗产分配方式，比如多少比例留给配偶或子女，多少比例捐给社会等等。如果确实想把资产中的大部分留给亲人，又不想让他们为了缴纳遗产税而苦恼，还可以在为自己购买人寿保险的时候，买一份附加的遗产税保险，这样后人就可以用这份保险金来支付部分遗产税了。
但是，与世袭贵族传统深厚的欧洲国家不同，美国人更加崇尚独立创业，对遗产继承不太重视。在年轻人心目中，那些高科技新贵才是值得推崇的英雄。
另外，美国的税法还给有钱人的财富安排了一个出口：社会公益捐赠。慈善与公益捐赠可以大幅度抵减个人所得税，也可以抵减遗产税。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大量遗产做社会公益捐赠，就可以为你的后人省下一大笔遗产税。美国人巧妙地在道德说教的同时，用实际的利益做引导，让人们关怀社区、热心公益，明白地证明好人有好报。在美国，很多博物馆、图书馆、慈善基金会都是靠私人捐赠支持的。
美国政府计划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随着这项计划的逐步实施，美国将每年减少300亿美元的遗产税收入。
但富人却不“买账”。2001年2月，美国120名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这些人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传奇投资家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金融巨头洛克菲勒等。老威廉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不管怎样，这话值得赞赏。
索罗斯也早就明确表示：他准备将自己在基金会里的工作交给已36岁的长子，但自己的遗产则将捐给本国的公益机构和东欧的教育机构。显然，富翁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孙成为无所事事的“富裕垃圾”。
典型案例：温世仁的四十亿
2003年12月7日，台湾亿万富豪温世仁因突发脑溢血在台北病逝，留下125亿元新台币的庞大遗产。台湾有遗产税法，但温世仁生前并未像多数富人所做的那样转移自己的财富以逃避之，为此，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亿万富豪将上缴40亿元新台币的遗产税。同时，由于生前未有遗嘱，其亲属（包括一位相交多年的情妇）对于温身后遗产的争夺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永远戴着望远镜的经理人”
温世仁生前被台湾媒体称为“永远戴着望远镜的经理人”。1971年，在台大电机研究所读书的温世仁与同学一道开发出了台湾第一台计算器，时年温年仅23岁。之后，温世仁发起成立三爱电子，担任厂长。1973年，25岁的温世仁和台大同学及桃园实业家许潮英合开金宝公司，自己担任总经理。正当金宝公司连续两年获利超过一亿元时，温世仁请辞赴日本学习微机技术，后于1980年8月到英业达任厂长及常务董事。在英业达，温世仁开始了他传奇性的商业生涯，从总经理直至集团副董事长（40岁）。在英业达集团几次大规模的组织改造中，温世仁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98年，全球网络、通讯产业发展迅猛，温世仁提出“企业复制”策略，为网络时代的企业扩张定下基调。温世仁认为，对于像英业达这样的“人才导向”的公司，只有切分成若干组织才能适应网络时代的企业发展要求——既能分散业务风险，又可使整个集团快速且全面地扩张。否则，把新事业留在集团内，只会降低集团对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公司面临的风险将会越来越高。英业达集团 “复制”的结果是：母公司仍旧定位在笔记本电脑与服务器制造；原来行销电子辞典的无敌商业，则结合英业达内部相关研发与制造单位，成为完整的制造公司，员工人数由200人扩充到1300人。此外，传统的电子计算器事业群则独立成英新达。原来行销翻译软件的部门结合英业达集团在大陆部分的软件资源成为英资达，行销自有品牌手机和WAP网站内容。英保达则纳入英业达马来西亚公司，投入通讯与多媒体开发。新成立的英华达，开发信息家电与掌上电脑。
在英业达集团内部，人们把董事长叶国一比作拿放大镜的人，把副董事长温世仁比作拿望远镜的人。叶国一负责公司对外关系与内部管理，而温世仁则规划公司长远发展策略。
第四部分遗产税风波（4）
温世仁进入英业达3年后就带领英业达完成了第一次组织改造。当时的台湾企业多为劳动力密集型，温世仁认为，如果企业只有便宜的劳动力，随时可能被取代，于是提出了相应的“自变量产业”策略：自己掌握技术能力，主动开发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品。这一策略最终使英业达从单纯代工成为具备设计能力的公司，由OEM（代工制造）转型到百分之百ODM（委托设计制造）。英业达从原来只做计算器到制造具有显示屏的多功能电话机、传真机、录音机甚至笔记本电脑都是依循这一策略。英业达的营收因此从原来的3000万美元一跃变为1985年的1亿美元。这被誉作英业达的一个里程碑。
6年后（1989年），转任副董事长的温世仁为英业达带来又一次创新，后也成为英业达历史上的一次巨变──英业达由中小企业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