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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继承人辅导队。据说，在美国的家族后代，一般在未继承家产前，就会被托付给一个由教师、律师、公关人员、保安组成的团队，长期服务。
欧洲：辅助者。第一代是创始人，第二代在企业工作，但一般不直接接班，而是由一个年长的老臣短暂接力、辅佐，再交给第二代。等到第三代、第四代，公司已经公众化，继承人也已经“由富到贵到雅”，不愿意从事企业管理，成为单纯的“食利阶层”。
日本：养子制度。从17世纪开始，日本企业界一直有“养子当家”的传统。为防止嫡系子孙即或不肖导致家业衰败，保证家业长盛不衰，很多企业家族都早收德才兼备的养子，继承家业。日本三井集团，自17世纪创业历300年不衰，不乏养子之功，仅1900年…1945年，总管家等29位家长中，有6位养子。住友集团开业数百年，其“中兴元戎”广濑宰平，原为乡村医生次子，被住友江户支号掌柜广濑义右卫门收为养子，由于勤勉刻苦，善于经营，于1965年升为住友总裁，其后30年间“恢兴事业，扶植家道”，立住友于三井、三菱鼎足之地位。其他著名财阀，如丰田汽车第一任社长、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传位的对象，都是养子。
当然，在法律方面，国外的继承法要比中国完善；成熟的商业社会，对财富的继承也习以为常。
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们可能还会不断被这些问题困扰：“富不过三代”是否在中国重演？“百年企业”能否不因继承而坠？财富继承人与创造财富的机器，是合是分？希望这本《中国式继承》的出版，能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对企业继承问题更多更深的关注和思考。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刘东华
《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 牛文文
2005年4月 北京
第一部分中国式继承（1）
双重继承、相关法律的不明朗、地方政府的强势是中国式继承的特点
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代创业者谢幕的时间越发临近，中国社会20年来创造的财富的代际转移，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个现象并不仅仅是民企的交接班那样单纯，除了“企业管理权的交接班”之外，它还是“包括企业所有权在内的家族财产的继承”。
中国民间20年创造的企业财富正在悄然而平静地进行代际间的继承，而社会对此所知甚少。
包括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在内的家族财产的继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中国编撰“中国大陆百富榜”的胡润说：“在未来10到15年之内，民营企业的继承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他的依据是，百富榜上富豪们的平均年龄是46岁，按照中国人的惯例，60岁是退休的年龄。正如胡润所说，未来10年到20年将是中国民间财富从第一代创业者转至第二代的高峰期。
这甚至是全球财富的共同趋势。2004年年底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撰文指出，目前，全球将要交班的家族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第二次世界战后15年左右的时间创立了一大批新的家族企业。因此，近几年来把这些公司的所有权移交到第二代手里的交班过程正在稳步增加，不久将达到高峰。”
不过，围绕着财富继承，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与税制（包括公司法、物权法、继承法、遗产税、赠予税等等）、有大量可资后人借鉴的遗产继承先例、社会有对巨额财富继承抱有的平稳心态、明朗预期，而中国式财富继承与之相比，政府和社会乃至企业本身，都显得准备不足。
2004年，一份关于遗产税的报告的出台，在国内舆论界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虽然目前遗产税何时开征并无定论，但是它的若隐若现已令商界人士无法回避如下问题：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否已经做好了继承的心理准备？他们将以何种方式安排财富的传承？针对有可能开征的“遗产税”，他们做何安排？继承的时机如何选择适当？在创始人突遭意外身亡的情形下，如何保证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平稳移交？
毋庸置疑，这些都是相当私密的话题。不过，笔者凭借长年对本土财富阶层的近身观察，尚能传递出“中国式继承”的部分信息和真相。
我们对“中国式继承”的几点判断是：中国民间财富正在悄然进行着规范缺失的代际转移—这种情形和感觉跟他们在20年前创业时极其相似；众多继承是按照双重继承（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同时转移）的模式进行的；法律的失语让地方政府在家族企业财富的继承中扮演着仲裁和协调人的角色。
平静而顺畅的继承
2003年，笔者曾经针对企业的继承做过一个调查，有90％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在公司成立之初，发起人之间没有一起讨论过股权继承问题，而且有84。2％的公司负责人承认，在公司章程中没有涉及股权继承的条款。
尽管对财产继承毫无准备，但中国的家族企业主们大多能顺利过继承关，因为继承处理不当而弄得公司分崩离析的案例少之又少。毫无准备，但却能进行平静而顺畅的财富继承，这是中国式继承的一大特点。
之所以能够如此，跟中国特色的国情有很大关系。中国民营经济短短20年来的发展，很多情况下是能人经济的模式。创始人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人格魅力打下江山，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个人权威早已树立，他们在自己的家族王国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按照中国的传统，他们会以延续香火的思维来延续财富的继承，家族的继承往往根据子承父业的原则来选定接班人，对于家族的其他成员，在“和为贵”思想的指导下，他们会掌握平衡，以不动产、现金或者赠送少部分股权的方式来安排继承者之外家族成员的利益。这样在内部就解决了继承可能会引起的争端。
而就外部环境而言，“平静”是由于政府对民间财富的代际转移缺少准备。往往在大量的事实存在后，才出台法律的规范，这是中国特色的法律思维。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目前没有系统和明确的关于“股权继承”的法律法规，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法律条文散见于《公司法》以及《继承法》若干部分，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也不一致。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法律对家族的财富继承没有太多指引和干涉，这也是中国式继承能够平静而顺畅进行的原因。
第一部分中国式继承（2）
“双重继承”
中国家族企业的继承，并不是像西方家族企业常见的在继承时将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而是一种双重继承。
在继承人的名片上，“董事长兼总经理”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很多交接班成功的企业的创始人都曾表示过不一定任人惟亲，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他们对后代的信任度显然远远大于家族以外的成员。
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目前不成熟导致企业家们对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充满不信任。经济学家钟朋荣的说法是：“很多人包括专家都在呼吁把企业交给‘阿姨’去养。谁不想自己轻松轻松呢？但是中国有几个‘阿姨’能让人放心呢？刚把小孩给她她就宰了吃了。”
显然，财富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鲁冠球在1999年将万向集团总裁一职交给儿子鲁伟鼎时曾说：“我现在选好我儿子，如果将来有能力超过我儿子的优秀人员出来，只要能够把企业搞得更好，我可能会要调一个，这个是可以改变的。”鲁伟鼎23岁时成为集团总裁。
已经接任父职的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海江的看法应该能够代表民营企业对子承父业的真实想法：“民营企业的社会化趋势虽然不可逆转，但职业经理人素质等方面的诸多不完善牵制着民营企业的社会化进程。不少企业吃过亏，这使民营企业不敢让‘外人’过深地涉入企业管理以及决策。”
周海江举的例子是黄河啤酒。甘肃黄河啤酒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集团创始人杨纪强及其四个儿子与儿媳控制着企业的各个部门。1997年9月，杨纪强聘请王雁元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股份公司上市和宣传工作。企业上市未久，王雁元私自以每股1。5元的低价转让集团公司所持股份公司的法人股1 980万股，受让方是其子任法人代表的北京某科技公司。王又多次独自召集董事会议，后竟发展到与董事长杨纪强分别在两地同时召开董事会。最后，王雁元以涉嫌经济犯罪被捕。
尽管杨纪强表示自己仍不会就此将“家门”关起来，但财富的安全问题不能不让企业家们担心。如果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结果是企业家最终失去自己的财富，那么他们选择双重继承作为自卫的武器也无可厚非。尤其对于那些股权结构尚不明晰但目前仍由家族控制的企业，经营权的交出很可能意味着企业所有权的同时丧失。
“对一个创始人来说，把公司交给别人，是非常心痛的，他从心理上不会愿意，”德国《经济周刊》主编巴龙说，“这是创始人最难做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家族企业接受、聘请外来管理者，都是在第三代。因为第三代几乎都是年轻人，很多人不愿意做企业，他比较愿意请外来的管理人。可是真正的财产、最终的财富还是在家族企业管理者的手中。”他指出，目前中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这一天总会来到”。
继承中的力量
强力量：地方政府；弱力量：法律
子承父业式的财富继承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中国的法律在此是失语的。相反，由于中国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先天的紧密关系，地方政府往往在企业财富传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