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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南明弘光朝廷和他的一号军事长官史可法，却都没有一丝去光复国土的念头。在其后一直到史可法殉国的将近一年时间中，弘光朝廷仅仅只是委任了无数的巡抚、总督等大小官吏做个样子，却不发一兵一卒。但就算是这样，也竟然没有一人实际到任，好一点的是派个使者去发一通告示，次的干脆没任何举动。而驻守江淮与山东接壤的史可法本人既不出兵，也没有派部下去山东、河南等地屯守并建立统治机构，更不要说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去了。
前文所提及的张怡，于满清入主北京后开始南归，又继续记其一路所闻道：“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3）
这些部置何等严整，直如惯战之精兵，而这些百姓和下级官吏们 “引领南师，如望时雨” 的希望，“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的举动，又可见他们对南明和史阁部等人的延颈之心是何等的热切，那么面对这些热血军民，他们所盼的弘光朝廷和史“督师”及他的“阁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甲申（公元16 44年）八月底，史可法督下四镇之一东平侯刘泽清，遣其所部刘可成等率千人前往临清祭祖并接取家眷，途中于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于济宁又向张怡所说的光复明朝之回兵泄私愤开战，九月初三搬取其家眷返回防地淮安。
此次于九月初三结束的“战役”，可以算史“督师阁部”仅有的两次“北伐战役”之一。且不要小看此“战”，此“战”时间虽短、规模虽小，但意义极其重大。因为临清与河北交界，和济宁为山东唯一的两个直隶州。而从江苏中部的淮安北上到临清，要跨越山东全境后直抵河北地界。南明军仅千人就可以穿越山东全境，直抵河北，并带着大队家眷、财物“转战千里”安然回来，同时还能大肆屠戮同胞的“战绩”，足以证明当时满清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他启本中说他“手无一兵”的情况的确是大实话。史可法这个防地与山东接壤的南明第一号督师，是知道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方，满清只有“手无一兵”的如方大猷之流之情况的，也知道只有仅千人的明军不但可以横行千里，还有足够的能力和自己的军队自相残杀一场。
然而史可法在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奏中却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对于这个军事一号人物的这个奏章，弘光朝廷从善如流。
可笑或者可以说可耻的是，他和南明朝廷尽管都知道那里只仅仅是“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而已，居然就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里已经是“胡土”了，并且还竟然都毫不脸红的一致同意“争之非易”，接着他又说满清在“九陵仍设提督内臣……选用北人殆尽”，其中包括“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的人，所以“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这个“土地、人才俱失”的状况，在我看来，倒是与他这个封疆大吏不出兵收复失地脱不了干系的。但是他依旧不图进取，反倒建议朝廷“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那言下之意，就是因为北畿、河北、山东等地方，有敌方的几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光杆官吏在，所以已经“争之非易”，既然这样，那干脆不用管也不用争，直接就放弃掉算了，只管发发告示，把有用的人叫过来就行。而且大量史料表明，南明的军队从来就不缺饷，有记载他们四个月就发了一年半的银饷，同时比比皆是的还有他们如何搜刮民间的记载。至此，史阁部的心思就不免叫如我之辈作小人想了。
实质上，史可法和弘光皇帝朱由崧、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一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去收复北方，而是要一心偏安江南。即使在后来满清已经开始出兵要占领全国的局面下，也还在梦想着能与满清保持南北割据，而不是和大顺、大西联合起来共抗外敌。所以他们是万万不敢因为那几省的“弹丸之地”而去触怒满清，陷入与满清的战争的。同时，他们还幻想着满清因此就会很好心地只是帮他们消灭大顺政权，然后能与他们“和平”相处，“划疆而治”。因此可以说，史可法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在政治上的懦弱和无能，是完全一致，没有丝毫分歧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个人品德上的差距。而他们之间的斗争，更多的是党争的成分，并不如大部分史学家说的那样，是抗清和谈和的斗争，因为史可法本人就是谈和的坚定支持者和倡议人之一。
他在甲申六月上书中说道：“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其中“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自然是说满清与明的“七大恨”及努尔哈赤被毙宁远之仇，所以现在帮我们杀李闯，那就可以“特宥前辜”，与明开战等事体一笔勾销，这个事情“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大家是一致的。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要赶紧派使者去北京，如果满清在追击大顺的时候，“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但是他对万一“虏有图我之志”的情况，却如掩耳盗铃一般视而不见也不做防备，只是建议“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或先通九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他觉得只要带点“银币”，“敕书”一封，然后一个“文武之人”与“随行官役若干名”去见个面送封信就可以“款虏”、“灭寇”，此等政治上的见识，简直等若童稚之举，直要人为之号啕大哭。
但当时的一些下级官吏，如后来抗清失败自杀的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等人，当时却纷纷上书指出“祖宗之地诚尺寸不可与人，然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强烈要求北伐，只可惜无人理睬。在甲申四月至十月的半年时间里，满清主力一直与大顺在西线激战，根本无力南下；而正是由于南明朝廷里以史可法、马士英为首的一帮人，一心偏安谋求划地而治，生怕北上收复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会得罪满清而开战，所以裹足不前。因此导致从四月起到十月间，在这三地竟然产生了长达半年的权利真空和摇摆状态，最后在甲申年底才大部归附满清。但即使到这个时候，满清的统治也大多只是由一个官依靠着当地前明降将的军队，就接收了一府之地的状态。
正是因为南明小朝廷以及文武首脑如史可法、马士英之流这种丑陋的心态，以及表现在政治、军事上的不作为和腐败无能，直接导致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决策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一改初衷迅速作出了占领中国全境的决定。
多尔衮虽然在六月发布了那封承认南明弘光是继统于崇祯的明正统，表示各地仍属明之辖地的文告，但是一旦决定要一统天下后，马上就写了那封著名的《多尔衮与史可法书》，一下子全部推翻了自己原先的论调。
他在信的抬头不再称呼史可法的官衔，只称呼史老先生，已是把南明作伪朝看。然后在信里先说：“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意思是我的天下是从大顺手里拿的，你大明早已经没了。所以你们现在乘我“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简直心怀叵测，“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便是说你南明是伪朝，如果不去帝号称臣，那我们就是敌人，就要开战，如果一旦这样的话，满清就会“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这一下却是拿联合李自成东下灭南明来威胁了。不过这么一来虽然是咄咄逼人，但也暴露了满清的弱点。试想他如果兵力和把握都足够，那里又需要拉上此刻正在与阿济格、多铎等清军主力激战不休的死敌李自成来吓人。
史可法在接到这封信后，回复了同样著名的《史可法复多尔衮书》。这一篇文章倒是作得引经据典，华采四溢。然而正是看了他这封信，使我就此推翻了自小对他的崇拜和景仰。
他首先在回信中的抬头中，以“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称呼多尔衮为“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光这个起头，他就比多尔衮矮了一头。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已经不承认南明只呼你为“史老先生”，而你居然不敢照样回敬，心中怯弱之意毕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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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于1616年由大明建州卫都督一职起兵，先称国号后金，后又改大清，历天启、崇祯两朝就从来没有承认过，袁崇焕还一度迫使皇太极去了帝号，对此皇太极耿耿于怀。皇太极于天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