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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许多后来成为大师的电影导演尚未拍出成名作，而早就成名的让·维果已经长眠在墓穴中了。在漫长的文学艺术史上，英才早逝的悲剧屡有发生，即便是在人类寿命普遍延长的近代和现代社会依然如此。虽然俗人早逝的比例并不一定低于英才，人们还是经常为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各路英才感到无限惋惜，哀叹上天赋予他们的生命太短暂了，他们往往是在刚过而立之年甚至还没有到这个年纪便与世长辞了：35岁的莫扎特（1756…1791）死于贫困，30岁的雪莱（1792…1822）葬身大海，36岁的拜伦（1788…1824）卒于军中，27岁的莱蒙托夫（1814…1841）因决斗而死，37岁的兰波（1854…1891）因病去世，35岁的徐志摩（1896…1931）坠机身亡，25岁的阮玲玉（1910…1935）服毒自尽，24岁的迪恩（1931…1955）丧命于车祸……
早逝的英才虽然生命短暂，他们留下的财富却是宝贵的。维果一生仅拍过4部影片，其中只有1部长片，其余3部为短片或中片，总长度不足200分钟。然而，这几部作品已经足以奠定他在电影史上的杰出地位。《尼斯印象》（1930）被誉为纪录电影杰作，开创了“观点纪录片”的先河，在纪念世界电影诞辰百年之际，包括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内的7位导演联合拍摄了此片的续集。《法国游泳冠军塔里斯》（1931）这部纪录片虽然比较平常，但对维果后来的故事片产生了积极影响。《操行零分》（1933）可以说是电影史上表现少年反叛主题的先驱，不仅启发了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开山之作《胡作非为》（1959，弗朗索瓦·特吕弗导演）和英国自由电影运动之后的著名影片《如果》（1969，林德赛·安德森导演），而且在美国影片《无因的反叛》（1955，尼古拉斯·雷伊导演，詹姆斯·迪恩主演）和《死亡诗社》（1989，彼得·威尔导演）中也不难找到这部影片的影子。《驳船阿塔兰特号》（1934）是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一部重要代表作。
维果是法国先锋电影运动后期和诗意现实主义电影早期的杰出代表，作品以独特而尖锐的思想性和精致而高超的艺术性，对后来的电影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遗憾的是，维果生前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他的影片也未能逃脱长期禁映和被人肆意篡改的悲惨命运。为了纪念这位生前屡遭不幸的杰出艺术家，法国电影界自1959年起设立“维果奖”，用于表彰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技艺超群的青年导演的作品。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是路易·马勒的《漂亮的塞尔日》（1959），第二个是让…吕克·戈达尔的《精疲力竭》（1960）……1992年，刚刚出道的奥利弗·阿萨亚斯拍摄的《巴黎醒来》也获得过这个奖项。在“维果奖”的获奖名单中，还有移居法国的华裔导演戴思杰。
维果与兰波
1905年4月26日，让·维果出生于巴黎，是生活在安道尔公国（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加泰罗尼亚人的后裔，他的祖父曾是安道尔公国的法官。维果的父亲是法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于1913年创办名为《红帽子》的无政府主义报纸，并担任主编。维果自婴儿时期就开始随同父母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有人回忆说，当咿呀学语的维果在这类集会上妨碍人们发言时，母亲就用胶皮奶嘴塞住他的嘴巴。维果回忆说，由于父亲经常坐牢，母亲带他去探监时他就在监狱的院子里玩耍，甚至有一年他是在狱中接受父亲送给他的圣诞礼物的。
1917年，维果的父亲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被控犯有“叛国罪”，几天后死在狱中，据说是“畏罪自杀”。维果非常敬爱自己的父亲，不相信父亲会“叛国”，更不相信他会“畏罪自杀”。于是，年仅12岁的维果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父亲雪冤。但在当时，维果不得不背着“叛国犯之子”的黑锅，被隐姓埋名地送进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寄宿学校严苛的校规和刻板的生活，更加坚定了维果反对旧制度的立场。少年维果过着艰难而动荡的生活，由于心情抑郁，加上缺乏应有的照顾，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然而，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严酷磨砺了他的意志，也使他的心灵更加敏感。维果在中学时代就显露出了杰出的文学才能，1925年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同时对电影发生兴趣，并结识了一些电影界人士。然而，羸弱的身体使他不得不中途辍学。
1928年，维果由于健康原因移居法国南方海滨城市尼斯，并在这里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波兰姑娘伊丽莎白·罗金斯卡。伊莉莎白来自波兰的洛兹城，是一位实业家的女儿。这段姻缘不仅使维果摆脱了窘迫的生活困境，而且在岳父的资助下拍摄了第一部影片《尼斯印象》（1930）。这部个性鲜明的短纪录片（22分钟）使维果名声大振，在应邀参加第二届布鲁塞尔国际独立电影大会期间，多家电影公司邀请维果拍片，他最终选择了拍摄短纪录片《法国游泳冠军塔里斯》（1931）的计划。此片使维果和他的摄影师获得了水下摄影的经验，对他后来拍摄《驳船阿塔兰特号》中的著名抒情段落产生了很大影响。
天下电影让·维果——少年的反叛与青年的忧郁（2）
通过法国著名演员雷内·勒费弗尔，维果结识了喜爱电影的赛马场老板雅克·路易…努内，在他的资助下拍摄了故事片《操行零分》（1933）。此片既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又充满诗意和幽默感，艺术手法轻灵别致，但因明显的反叛精神而遭到许多资产阶级人士的反对，甚至被电影审查机构禁映。然而，这样的结果反而提高了投资人的兴趣，雅克·路易…努内紧接着资助维果拍摄了《驳船阿塔兰特号》（1934），讲述了一对新婚夫妇悲欢离合的故事。这部根据别人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依然具有鲜明的维果风格，与维果的前几部作品一样，这部影片不仅人物形象丰满，情节生动感人，而且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
谈到维果，许多西方影评家不约而同地将他称作“电影界的兰波”。的确，维果与兰波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不幸的家庭遭遇，动荡的少年时期，忧郁的青年时代，而且都在艺术生命最为旺盛之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说到维果的影片，人们自然地将之比作兰波的诗歌。兰波的诗歌充满着对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以及对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的反抗精神，艺术上追求形式的完美，具有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以“明确与含糊相结合”（与兰波同时代的法国诗人魏尔兰语）的手法，深刻揭示人们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维果的影片既注重准确地捕捉现实生活影像，又不满足于机械地摹写现实，而是力争将现实影像升华到诗的境界，同时将艺术家的内心感受转化为可见的影像。维果影片的这些特征，可以说既得益于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感的诗人气质，也得益于他既拍纪录片又拍故事片的经历。
观点纪录片
1929年夏，维果携新婚的妻子前往巴黎，参加在老鸽笼电影院、乌苏林电影制片厂和一些电影俱乐部的电影放映活动。其间，他们结识了前苏联电影摄影师鲍利斯·考夫曼和他的妻子。考夫曼是前苏联纪录电影大师、“电影眼睛”学派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的胞弟，1925年移居巴黎后曾担任多部法国先锋电影的摄影师。当维果邀请考夫曼担任《尼斯印象》的摄影师时，考夫曼欣然应允，并跟妻子一道参与了影片脚本的策划活动。1929年秋，两对年轻夫妇完成了脚本的写作，于当年冬天投入拍摄。值得指出的是，考夫曼还是维果的所有其他影片的摄影师。
按照四位年轻人的最初构思，《尼斯印象》是一部“城市交响乐”式的纪录片。这种纪录片是当时流行的纪录片样式，通常以一座城市为表现对象，反映这座城市在一段时间之内（通常是一天之内）的生活状态，而且无情节无演员无表演（如法国导演阿贝尔托·卡瓦尔康蒂1926年拍摄的《只有几小时》，德国导演沃特·罗特曼1927年拍摄的《柏林交响乐》，前苏联导演吉加·维尔托夫1929年拍摄的《带摄影机的人》）。
维果和考夫曼将《尼斯印象》的内容划分为三大部分，分别表现尼斯的大海、土地和天空。在拍摄过程中，他们超越了城市交响乐纪录片的局限性，在影片中融入了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集中表现在通过对比手法反映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和贫民阶层的悲惨境遇的巨大差别。正如萨杜尔所说，《尼斯印象》是先锋派末期一部极为强烈有力的作品，直接受到维尔托夫的影响，带有超现实主义的隐喻（时常是关于性的隐喻）。这部法国的社会纪录片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见证，而且是一种强烈的讽刺，尼斯那些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的大大小小的食利者，上流社会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狂欢节上华丽花车的游行，同那些衣不蔽体的穷人和尼斯旧城的贫民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拍摄方法上，维果经常让考夫曼坐在车椅上，把伪装起来的摄影机放在腿上。车椅在尼斯并不稀奇，往来通行无人注意，进行移动拍摄十分方便。考夫曼和维果采用《电影真理报》的方法（维尔托夫的方法）接近拍摄对象。在拍摄过程中，如果拍摄对象有所察觉，他们便立刻停拍。维果后来对巴黎的观众说，这种纪录片的作者在遇到有趣的场面时，“要瘦得能钻进罗马尼亚钥匙孔那样，以便看到卡罗尔王子身着睡衣起床的姿势；还要小得能够蹲在蒙特卡洛赌场的帝王一样的收付赌钱的人的椅子底下”。两位合作者在拍摄时虽然未能藏到收付赌钱的人的椅子底下，但在剪辑时做了相应的弥补。比如影片的开场，国际象棋棋盘上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