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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后，鲁迅经历了“四一二”的又一次的流血的教训，他也更进一步总结了历史经验。他这时对于革命成败的原因看得更加深刻了。在《三闲集·铲共大观》里便谈到：
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
这是一条更为重要的经验。类似这样的话，鲁迅在这以后又曾反复讲过多次。他在斗争中深有感受，所以不厌其烦。
到了30年代，鲁迅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斗争，经验也更丰富了。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根据切身的体验，指出：
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极左和右倾，是革命的两大危险。鲁迅在30年代已经看出了这样的倾向。
能够看出“革命的完结”是“由于投机者的潜入”；又能够看出“左翼”作家容易变成“右翼”作家，这两点，在30年代，是了不起的历史经验。这是既有前面的事实为依据，又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的。
还有，鲁迅这时对于革命的艰巨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习惯与改革》一文里“禁用阴历”而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这件小事便谈到风俗习惯的改革对于革命成败的关系非常之大。他说：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们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把风俗习惯的改革提到如此重要的程度，这当然是根据列宁的观点，也是由于切身的体验。在30年代前后，这样的看法，在实践中可能还没有得到更多的证明；但是，几十年后，越来越多的事实都在证明着这是一条多么重要的经验。
当然，所谓风俗习惯的改革，也不是像“禁用阴历”那种做法所能生效的。简单粗暴，并不是改革，更不算革命。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就又说道：“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鲁迅的这些话，也是这些年来的实践所一再证明了的。
总之，鲁迅的杂文，有锋利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有生动的历史记事，有形象的历史人物，也有深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部“诗史”，又不仅是“诗史”，这在中国散文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成就。
三、史笔和诗情
鲁迅杂文之所以成为“诗史”，也因为他在艺术上突出地运用了史笔，最善于生动形象地引据事实、表达自己的是非爱憎。指陈时弊，论证古今，都是以事实为根据，不是“徒托空言”，所以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这种写法，最能“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也最能“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十七》。例如鲁迅在同“正人君子”的论战中，有时就摘录对方的言论，一经排比，即成绝妙之文。《无花的蔷薇》里就有一段是：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那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晨刊》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古时有“文人相轻”，近世有文人相捧。“志摩先生”和“西滢教授”的话一经对照，两人互相吹捧的姿态，即使不加任何按语，也暴露无余了。
这种写法，鲁迅用得很广。有时评论时事，也是“撮取报章，存其精英”。《伪自由书·再谈保留》。《南腔北调集》的《九一八》，《准风月谈》的《双十怀古》，都是列举报刊的文字进行政治揭露。《九一八》中撮取的是几条报纸的电讯。其中的标题是：
戴季陶讲如何救国（中央社）
吴敬恒讲纪念意义（中央社）
汉口静默停止娱乐（日联社）
广州禁止民众游行（路透社）
东京纪念祭及犬马（日联社）
……
列举之后，鲁迅说：
年年的这样的情状，都被时光所埋没了。今夜作此，算是纪念文，倘中国人而终不至被害尽杀绝，则以贻我们的后来者。
我这里只列了电讯的标题，限于篇幅，没有全引电讯的文字；但只从这些标题来看，当年的“九一八”这一天，在国内外各地所发生的情状，已足以使“后来者”如临其境。如果要看当年“中国的一天”，我看这几行文字实在是够传神的了。像这样的揭露，手法之妙，构思之巧，古来无有。此外，杂文中的几篇“立此存照”，其笔法也都如此。
还有，鲁迅的论战文章，在揭露“或一形象”时，“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咀一毛”，但在《伪自由书》的《后记》里，却又添上了“一条尾巴”。这方法也是撮取对方的文字。《后记》开头说：
我向在《自由谈》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鲁迅杂文——一代诗史（4）
下面即列述“琐闻”，略加按语，最后说：
……我自作评论以来，即无时不受攻击，即如这三四月中，仅仅关于《自由谈》的，就已有这许多篇，而且我所收录的，还不过一部分。……这回趁几种刊物还在手头，便转载一部分到《后记》里，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这最后的几句话，实在重要。和上文的“以贻我们的后来者”，有同样的用意。希望“将来的战斗的青年”能够认识敌人的面目，这用意也可以说是在于垂示历史的鉴诫。
此外，《准风月谈》的《后记》也同样是剪贴了“一条尾巴”，用来描出“或一形象”，这里不再列举了。
鲁迅论证古今，还有时采取漫谈历史知识的方式。貌似知识小品，其实也仍然是揭露现实。不仅是史笔，而且是史笔中的曲笔。例如《南腔北调集》中的《经验》一文就是。这篇文章先说“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然后便从《本草纲目》讲到建筑、烹饪、渔猎、耕种等等。最后说：
例如近来有些看报的人，对于什么宣言，通电，讲演，谈话之类，无论它怎样骈四俪六，崇论宏议，也不去注意了，甚而还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过做嘻笑的资料。……然而这一点点的结果，却是牺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许多人的生命财产换来的。
这几行文字是对现实政治的非常巧妙的揭露。事实的经验，胜于虚假的宣传。当时的反动政府好话说尽、坏事做尽，人们凭着经验，不再相信。
鲁迅写这样的文章是在“九一八”以后的1933年。他当时已经不能再写《二心集》里那样“锋利”的文字，只能运用曲笔进行揭露。像这样的文章，在《准风月谈》、《花边文学》里还有不少。都是貌似漫谈而实际也是议论时事的作品。
鲁迅论证古今，抨击现实，有时还采取考证历史的形式，这是一种新型的杂文形式。鲁迅本来是不赞成清代某些学者的考证之学、不赞成那种“三魂渺渺，七魄悠悠”、“死无对证”的学问的，见《朝花夕拾·后记》。但鲁迅在30年代中期却不厌其烦地反复考证清代的文字狱和明代的剥皮法。例如《病后杂谈》讲到《蜀龟鉴》记载剥皮之法以后便说道：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明初，永乐皇帝剥了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象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期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
看了这段文章，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