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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论文中有过比较详细的阐述。他在谈到科学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至关紧要时曾经说过，为使科学昌明；他十分反对压抑个性而主张个性的自由发展。因为在他看来，“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这也可以说是鲁迅当时追求的理想。至于怎样才算“发扬踔厉”，鲁迅进一步指出，就是敢于向旧事物斗争，所谓“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首先要有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就是“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鲁迅这样强调个性主义，核心就是由“立人”而达到“立国”。他说得很清楚：“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引文均见《文化偏至论》。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推崇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人们就先要做到“常恬澹，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他并且说：“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均见《科学史教篇》。这就是说，科学发展不但要求、而且可以使人们具备“恬澹”、“逊让”这些“理想的人性”。这当然是慊慊君子之国的空想境界。事实上，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它的发展是由各方面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决不仅是凭借人们的“恬澹”、“逊让”、“理想”、“圣觉”。这说明鲁迅对“理想的人性”认识不够科学的一面。但是，与此同时，鲁迅又十分强调人性中的反抗性和斗争性，即对于压迫的反抗和对于不平的斗争。他崇尚过个性主义，曾经用两句话淋漓尽致地表达过他的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说的“摩罗诗人”，冀望着“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精神界之战士”。他称颂拜伦敢“言人所不能言”，“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的反抗精神。对雪莱的“抗伪俗弊习”，“与旧俗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以至易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虽受压迫“而终奋斗，不为之摇”的斗争勇气，也都备加赞扬。均见《摩罗诗力说》。这又都说明，鲁迅当时对“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是从现实出发，充分考虑了时代社会的条件和需要的。他希望中国人都具备这样“理想的人性”，认为只有如此，社会才能变革，才有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对“理想的人性”不止是停留在一般的期望和追求。“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塞者乎？”《鲁迅全集》第1卷，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下同）。这显示了鲁迅追求“理想的人性”的急切心情，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愤懑和焦虑。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着对时代的责任感，一开始就以“理想的人性”为前导，督促、支持和指引着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他最初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作品），就是着眼于它们的“叫喊和反抗”，想以其“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去唤醒沉睡的民众，改造他们的精神。十几年后他创作小说《呐喊》、《彷徨》，仍然是怀着这一目的和理想。他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做起小说来时，就明确地说是“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全集》第4卷，第394页。。就是说，他要用理想之光去照亮人生，改造人生，改变不健全的国民精神，使人们都具有“理想的人性”。他自己就是以“精神界之战士”自任的。他所用的武器就是文艺。他曾经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全集》第1卷，第332页。后来，他在谈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一面高度评价他对现实的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钦佩他的“伟大”，一面却对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鲁迅全集》第6卷，第327～328页。，表示不忍卒读，也是因为觉得陀氏的小说太冷峻以至“残酷”，太缺乏理想主义，从积极方面说，未必对读者有太多益处。由此也可看出，鲁迅始终信守着一个原则，就是文艺应该用理想去激励读者，鼓舞读者。他也是一定要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去实践这一原则的。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论鲁迅小说的理想主义（2）
二
鲁迅自己在谈到《呐喊》的创作时就明确地说过，为了和当时革命的“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他有意在自己的小说中“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鲁迅全集》第4卷，第348页。。他并且具体提到《药》和《明天》，说为了使作品更积极些，“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鲁迅全集》第1卷，第8页。这都是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了。鲁迅所谓的“亮色”，其实就是理想主义的光辉。作为严格的现实主义者，毫无疑问，鲁迅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是要忠实地描绘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的；他不会容许自己涂改现实，粉饰现实。但是，面对黑暗如漆、令人战的社会，为了不使人失去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为了让人们从希望中得到鼓舞，他还是不忍心把现实描绘得令人绝望，而是极力用理想主义的光照使作品“显出若干亮色”，尽管这光照是那样朦胧，那样微弱。几十年来，许多鲁迅小说的研究者已经对《药》结尾处瑜儿坟上的花环，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很好的阐述；对于作者不写单四嫂子竟没有梦见自己的儿子，有人也作了很好的解释。的确，在鲁迅看来，革命者夏瑜虽然临死时感到寂寞的痛苦，但他是为了唤醒民众而死，所以他应该有同志，有后继者，人们总是会纪念他的，否则黑暗的现实就确实会没有尽头。单四嫂子很可能没有做那看见儿子的梦，但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即使单四嫂子梦见了自己的儿子，又有何意义呢？宝儿毕竟是死了，对单四嫂子来说，明天将更孤寂，更痛苦。而在鲁迅看来，何必再在人生痛苦的伤口上撒一把盐？何妨就让那个孤苦的女人在冰冷的现实中暂时得到一点虚幻的慰藉呢！
自然，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远不止此。纵观《呐喊》和《彷徨》，可以清楚看出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这也是鲁迅前期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重要部分和形象写照。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声春雷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品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虽然表面上是“仁义道德”，实际上概括成两个字就是“吃人”。应该说，整篇作品让人感到十分窒息：到处是黑暗，到处是压迫；四周布满了狡猾、怯弱、凶残的眼光；人们鬼鬼祟祟，相互咬吃。这是怎样阴冷的世界、可悲的生活啊！鲁迅写这些；虽然是通过一个发狂了的人的眼光，从他的病态心理来观察、分析世界，却从最真实的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然而，鲁迅对前途仍抱有坚定的信心，他借狂人之口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应该说，鲁迅写出这句话时对“将来”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他对过去“吃人”的弊害看得十分清楚，而对前途的预卜——容不得吃人的人的“将来”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个社会怎样才能到来——却不能十分具体，但他毕竟相信“将来”不再会有压迫人——“吃人”的社会制度。至少是把这作为一种理想，并以之为武器去劝说（也是一种斗争方式）那些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吃人”的人，希望他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
从当时鲁迅的思想看，他对“将来”的确信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的。进化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和进化，鲁迅所谓“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鲁迅全集》第1卷，第434页。，就是这一思想的演绎。他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过老人，也是根据进化论得出的结论。尽管进化论有它本身的局限和弱点，特别是用它来分析、解释社会现象是不科学的，但是它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毕竟引导鲁迅编织出自己对将来的遐想，并且为之而奋斗不懈。鲁迅的思想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从此，他对将来社会的认识和信念就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明确认识到那将是无阶级的社会，一切压迫剥削人的现象都将变为陈迹。他的政治理想已经完全科学化了。但是我们仍应肯定，鲁迅在“五四”时期对于“将来”的信念和向往，是他整个思想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在当时也确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基于对消灭了人吃人的剥削制度的社会的向往，鲁迅对人和人之间的全新关系也有自己的构想，这就是人人都是兄弟，彼此平等，相互友爱。人们不但消泯了尔虞我诈，并且拆除了彼此之间可悲的“障壁”。在小说《故乡》里，他对这一理想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作品中的“我”和闰土，由于现实社会所决定，幼时天真纯朴的关系已不复存在。特别是闰土的一声“老爷”，不但使作品中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