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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1日，我在塘河监狱三监区采访时，见到了仍在服刑的石某。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们逃跑的那天是1987年8月11日。他和陈某都是因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并都在1985年被减为有期徒刑17年。但是他们仍然觉得刑期漫长，一直在策划越狱逃跑。犯人大闹监，给他们提供了越狱的机会。
当时监狱里一片混乱，监管工作基本陷于瘫痪。他们就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把绿军被拆了，躲在没人的地方，由陈某望风，石某将其剪裁，缝制成警服，用纸壳做成大檐帽及帽徽、领章，再用油漆涂上颜色。然后趁夜间人少、风沙大、灯光昏暗、警卫人员麻痹大意之机，伪装成警察，混出监狱大门。
四名犯人逃跑事件发生后，农场总部不得不再次将负责改造的副大队长换掉，任命农场管教科干事马怀玉为一大队副大队长。马怀玉临危受命，走马上任。
监狱风云上海籍犯人大闹青海监狱（2）
B。马怀玉是山东人，1968年毕业于青海第二师范学院，被分配到塘格木农场学校当老师。
1985年底，监狱搞“三课（政治课、技术课、文化课）教育”，他被抽调到监狱管教科工作。1987年初上海籍犯人开始闹监的时候，他作为农场总部派出的工作组成员，下到各大队去做调研，并对犯人进行说服教育。因为他是老师出身，口才好，又懂得一些法律知识，并且不会讲粗话，犯人对他比较客气，也比较尊重。农场总部领导想让他发挥他的优势，去收拾一大队的乱摊子。
这时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犯人动不动就上了房，并把床架在房顶上，用被单子围起来，搭成一个简易房，犯人轮流在里面“值班”，远看像个蹩脚的岗楼，与大墙上武警哨兵的岗楼遥遥相对。——武警的责任是看守大墙，如果有犯人想翻墙逃跑，武警哨兵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大墙之内的事情，武警哨兵一般是不管的，除非你闹出人命来。
犯人们一闹就是三四天，有时长达一两个星期。他们常常把监区的门封起来，不让管教干部进去。
塘格木农场面积很大，方圆百十公里，各大队之间的距离少则一二十公里，多则几十公里。
一大队离农场总部最近，也有一公里左右。一大队的监区是新改建的，在犯人入监之前，虽然进行清理，但是小钢筋头之类的东西埋在沙土里很难清理干净。犯人们把所能得到的铁器磨得尖尖的，藏起来当凶器。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当时近三分之一的犯人手里都有凶器。
有一次，马怀玉应犯人的要求去和他们谈判。一个叫周瑞林的犯人，隔着铁栅栏门，对马怀玉说：“只准你一个人进来，其他人不准进！”
陪同马怀玉的干警呵斥他道：“把门打开！”
周瑞林恼羞成怒，从袖口里顺出一个一尺多长的磨得尖尖的钢筋，对着马怀玉威胁道：“只准一个人进来，不然不要怪我不客气！”
双方近在咫尺，周瑞林一伸手就可以捅到马怀玉。但是马怀玉毫不退缩，他对陪同他的部下们说：“你们在外面等着。”
干警不放心地拦住他：“你一个人进去不安全。”
马怀玉淡淡一笑：“他们还能把我吃了？”
监狱里一共有八个小院，一个小院住一个中队，全大队共关押四百多犯人。按规定犯人是不能擅自串队的，但是在犯人闹监期间，所有的监规已被打破，其他小院的犯人擅自集中到七号院里来的有一百多人。
马怀玉独自一人面对一百多号犯人，而且很多犯人身上藏有凶器，按想象，气氛应该是很紧张的。事过十三年之后，当我向马怀玉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用力回想当时的情景，回答说：“好像当时没怎么紧张。虽然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代表的是政府，院子外面，高墙上面，都是我们的人。要说紧张，犯人更紧张。犯人手里的凶器，主要是为自己壮胆。同时也是用这种方法，在犯人中间树立自己的威信：我敢向大队长亮家伙，你们谁敢？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随便杀干部的。”
那次谈判的内容，仍是以前犯人提过的那些问题，什么每天要有大米饭吃、要有肉吃啦，什么自己可以做小锅饭啦，什么劳动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自愿选择工种啦，什么取消严格的监规纪律啦，等等。说穿了，就是要求做“自由犯”。
马怀玉说：“你们提出的生活问题，我只能说，我们尽力解决。你们上海人爱吃大米饭，我知道，但是目前这几天还不能马上解决，因为这里没有备用的大米，要到其他地方调。至于取消监规纪律，这个问题不可能。你们要看清你们自己是什么身份，你们是罪人，必须劳动改造，没有监规纪律，不大现实。”
马怀玉吸取前任的经验教训，对待犯人的态度是，既不软，也不硬，同时又软硬兼施，原则问题不让步，非原则问题小让步。只要先把犯人稳住，一点点熟悉情况，一步步摸清幕后的主谋，再给他们来个“秋后算账”。
监狱风云上海籍犯人大闹青海监狱（3）
C。在平息犯人大闹监的事件中，还应该提到一个人物，他就是时任二中队负责管教工作的副中队长焦盆生。
盆生是蒙古族，因他出生在柴达木盆地，他的在监狱工作的父亲便给他取名“盆生”。中学毕业后，被招到监狱农场当工人，开拖拉机。1984年转干当上了监狱警察，在哇玉香卡农场当管教干事。1987年1月，哇玉香卡的犯人转移到塘格木时，他留在哇玉香卡，没有随犯人调动。同年8月，塘格木农场从哇玉香卡调来一批干警，充实农场的管教队伍。焦盆生被调到塘格木。
焦盆生上任那天，全中队犯人集合，中队指导员说：“下面由焦队长给大家开会。”话音未落，犯人就在下面开始哇哇起哄。很显然，他们不欢迎焦盆生的到来。但是他们都心虚地低着头，怕被焦盆生认出来。
焦盆生心里清楚，这个时候，讲多了也没什么意义，就简单讲了几句：“我和你们比较熟，希望你们认真改造。瞎闹是没什么意义的，不信咱们比一比，看谁更有耐力。时间将证明一切！”
有几个犯人，在哇玉监狱时是焦盆生的“耳目”，表现比较好，事后对焦盆生说：“焦队长，你那几句话是有分量的。”
所谓“耳目”，就是管教干部根据工作需要，在愿意靠拢政府的犯人中间发展的“情报员”，对重点反改造犯人的情况进行暗中观察，及时向管教干部报告一切危险动向。每个管教人员都有自己的耳目，而且都是单线联系，这很有点像过去搞“地下工作”。发展耳目是个复杂的工作，需要时间。焦盆生的方便条件是，他有现成的耳目可以使用，马上就可以进入角色，开展工作。
尽管犯人们有点怕焦盆生，但是他们反改造的气焰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平息的。焦盆生呢，也不急，决心与他们比比耐力。上任半个月后的一天，焦盆生到中队的监舍里作例行巡视。每个中队的小院里，一排住房七八间屋；每个监舍住十来个犯人，为一个小组。焦盆生进小院时，院中有几十个犯人在散步。焦盆生刚走进第一个监舍，就听外面散步的犯人在喊：
“一、二、三。”
“滚出去！”
“一、二、三。”
“滚出去！”
焦盆生清楚，这是喊给他听的。他出去一看，院里一个人也没有了。犯人喊完都跑进屋去了。做贼心虚。焦盆生想，然后仍不动声色地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地转。不管是谁领头起的哄，他都会查出来的。与上海籍犯人打了多年的交道，他非常了解他们的特点。在对抗政府方面，整个上海籍犯人是抱团的，但是上海每个区的犯人都有独立的团体和帮派，帮派之间又有矛盾。他准备利用犯人这种帮派之间的矛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
还没等他开展工作，虹口区的犯人就和杨浦区的犯人打起来了。那天中午，焦盆生正准备回去吃饭，就见一群犯人从一个院子冲
到另一个院子里去了。他把二中队的犯人叫回来，问怎么回事，犯人说，没什么事。过了一会儿，就听说有个犯人被人拿刀子捅了。他跑过去一看，见一个犯人躺在那里，地上有一大摊血。
原来是两个帮派的犯人为一点小事发生争执，双方大打出手。先是互相投掷石灰包，然后杨浦区的犯人就动了刀子——用钢筋头磨成的尖刀，把虹口区的一个犯人捅了六七刀。幸好及时送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但肠子被截掉了一大截。参加斗殴的犯人都被关了禁闭，并被加刑，其中一个被判死缓，一个被判无期。
每个帮派有自己的“龙头老大”，俗称“大流氓”。而“大流氓”大都比较有头脑，思路清晰，既要考虑与政府的关系，又要考虑犯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与己无利的事情他们是不干的。
焦盆生所在的二中队有个犯人，姓马，是上海杨浦区的帮派头头，焦盆生在哇玉监狱时就认识他，认为可以利用。于是便找他做工作，提醒他认清形势，只有靠拢政府，为政府工作，才可以减刑。
所有的犯人进了监狱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出去，减刑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马某当然能够认清这个形势，表示愿意靠拢政府。焦盆生就安排他当大组长，是全中队犯人的头儿。有的犯人不想出操，或不想出工，找个理由，说我今天不舒服，躺在床上压床板，管教干
部也拿他没办法。这时候大组长说话就好使了，他说：“起来，跑操！”或是：“起来，干活去！”犯人乖乖地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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