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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毕竟是乱世中人。1942年12月，日本人进攻香港，中断了爱玲埋首书本的寒窗生活。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欢跳，因为12月8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无论如何，学生总是对考试存有着一种畏惧的心理。对待战争，同学们各有各的态度。爱玲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居然还发起急来，说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却没预料准备好打仗的行头。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还有一个叫苏雷伽的女孩子。她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略黑皮肤，有着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爱玲觉得她“天真得可耻”。关于她的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苏雷伽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伽对衣服也是情有独衷。一个炸弹掉在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伽并没有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出来，虽然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伽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底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她是很难得的教育。可是，即使在生死关头，她还是不忘她的衣服。可见，女人之于衣服，可能有着一种天生的嗜好。
然而，大多数人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爱玲曾打了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是的，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因为死里逃生，更是充满了一种生气：有的吃，有的住，没有外界的娱乐使他们分心；没有教授，可是有许多书可看，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士比亚——正是大学教育最理想的环境。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谁还会真正有心思看书呢？同学们只拿它当做一个沉闷的过渡时期——过去是战争的苦恼，未来是坐在母亲膝上哭诉战争的苦恼，把憋了许久的眼泪出清一下。在百般的聊赖中，在阵阵的炮火中，爱玲读完了《官场现形记》。也许，“谴责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让你在笑声与谐趣中品尝苦涩与辛酸。爱玲不禁为古小说的魅力所倾倒。爱玲一边翻着，一边又担心能不能在炸弹下来之前把它看完。字印得极小，灯光又是昏昏的，但是，爱玲想着，如果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也许，在战争中，人的本性表现得更为彻底。战争中人们去掉了一切浮华，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两千年前的孔老夫子就说“食色性也”。虽然，人类文明的教化，其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跳出远古兽性生活的圈子。可是，一旦陷入生死存亡的困境，人的精神就会失去依托，陷于极度的虚空。事实正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
与此相随的是，在战乱中，人们承受着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看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学生中结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爱玲也觉得他们过早结婚的悲剧在于“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这对于求知欲、交友欲最旺盛的年轻人而言，当然是无益的。爱玲清楚地记得，在“围城”的日子里，有一对男女去她们办公室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爱玲揣测他“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地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那些年轻的学生们都笑了。也许，在那样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生活里，爱玲觉得“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除了情爱，还有一大主题便是“饮食”。宿舍里的男女同学整天讲的无非是吃。爱玲说：“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爱玲和炎樱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香港陷落后，她们曾经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她们疯狂地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是否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她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叫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成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渐渐又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人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却对尺来远之外的脚底下就躺着的穷人青紫的尸首却熟视无睹。没有一点怜爱，没有一点同情心。也许看得太多了，自身都难保，还管得了那么多吗？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那些从天上缠绵飘下来的雨丝，是香港流的“口水”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还知道会怎么样呢？
葱绿；学生天才梦（1939…1949）学生天才梦（3）
在百般的空虚与无聊中，爱玲重操旧业，画了许多的画。她仿佛又回到了在圣玛丽亚女校时的中学时代，当时她就常在课堂上躲在下面画画。对线条与色彩的敏感，对她后来的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爱玲觉得，在战争这段时间是她绘画上的黄金时代，以后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即使以一生的精心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无论是爱玲的画还是文字，总是那么的犀利，有一针见血的功力。爱玲后来正如她所愿的，确实从事了“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的工作，只不过，不是用画笔，而是用文字，但两者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妙。爱玲与炎樱则不愧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爱玲特别喜欢炎樱有一幅画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两句诗的温馨意境。回到上海后，爱玲多次拿出战时画的画来欣赏。“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爱玲想着要重新照着样子再画一遍，但是再也画不出来了。也许正如李商隐诗中所说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香港对爱玲而言，确实是一个有点“宿命”色彩的城市。爱玲是爱香港的，这里有她年轻的美丽的梦。她可能不会想到，十年后，她再次离开这里时，将是永别祖国，开始四十余年异国飘泊的生涯……1942年初，爱玲与炎樱搭上了回上海的轮船。香港海依旧蔚蓝如昔。可是，该死的战争，摧毁了香港大学爱玲门门优秀的成绩单，也摧毁了一个女孩子美丽的“英格兰之梦”。别了，香港！别了，英格兰之梦！
船过浅水湾，爱玲当时也许并不知道，浅水湾坟地的海边，刚刚添了一座新坟。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女作家萧红孤独地长眠在那里。落红萧萧几人知？！1942年1月19日，病重的萧红在医院中已不能说话，惟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脸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22日，萧红含恨离开了世间，年仅31岁。从遥远的黑龙江呼兰县到青岛，从上海到东京，再到香港，从《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从《呼兰河传》到《小城三月》，从与萧军的一见钟情到最后的黯然分手，萧红的人生道路是坎坷而曲折的。短短一生，她渴望能够照彻生命的煦阳，却屡遭凄风苦雨；企图飞出宿命的苑囿，却如小鸟过早地折断了羽翅。自古才女多磨难，一代情事痴后人。爱玲是在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萧红的故事的。扼腕之余，倒颇有一种“心有戚戚焉”之感。船向前行驶着，和活泼的炎樱在一起，爱玲倒也没有多少伤感。毕竟，上海是一个留下她童年和少年时代足迹的地方。虽然回忆并不愉快，但“毕竟是上海人”啊！那一份亲切的故园情是挥之不去的。船身摇晃着，爱玲却觉得好像坐在火车里，她感觉得到时光的流逝：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有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