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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荣耀。如果大家都怕挨这种骂，我们的工作质量就值得怀疑了。”
左小莉说：“汪书记可别这样讲，古长书这人是经不住夸奖的。一夸他就骄傲。”
汪书记说：“那是因为值得骄傲嘛！骄傲没什么不好的，就是不要自满，有人一辈子都骄傲不起来呢。”
左小莉看出汪书记是个比较随和的人，趁机把话题展开了，说：“汪书记，古长书可是成众矢之的了。如果他在大明县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是要找组织的。”
左小莉是说者有意，汪书记是听者有心。汪书记冲左小莉一笑：“你是什么意思？想让他调动就直说嘛，不就是想解决两地分居嘛！这个组织上要考虑的，你别急。”
左小莉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古长书也不好阻止。不过，她也是半开玩笑说的，女人家说的话，对了错了汪书记都不会特别在意的。平时根本就没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说了也就说了。作为古长书本人来讲，他确实还没考虑到调动的问题。但左小莉在这种特殊场合下提出来了，也是好事。古长书在大明县已经当了两年副县长了，在名声和事业都如日中天的时候转移战场，是最好的执政结果。从政这事儿，有时就象打麻将，真正赢钱的人，就是那些趁着手气好的时候捞几把就走的人，要是过分恋战，十有八九是要输掉的。赌场上没有常胜将军，政坛上也没有常胜将军。在一路顺风的时候离开，人们会留恋你，念叨你，记住你的恩德，这才是走得恰到好处的。如果搞得被动了才想到调走，就不那么光彩了。
不知是左小莉的话起了作用，还是组织上确实考虑到古长书应当换一下地方了，半年后，市委组织部给贺建军通了个气，说要给古长书另行安排工作。贺建军一听说古长书要调走，真是舍不得他，贺建军提议让古长书当县长，但组织部没有同意。说这是市委常委会基本上定下来的事，不好改动了。贺建军问调到哪个部门？组织部长说大约是市工业局，再过两年陈局长就要退下来了，需要有人接手。贺建军回到大明县后，就给古长书本人讲了。贺建军说，近期就要下文了，你就准备交班吧。我留也留不住你的，你是组织上的人，市委希望你在新的岗位上干更大的事业。大明县这地方毕竟太小了。
在接到任命通知的那天下午，贺建军把古长书叫到自己办公室，跟他聊天。贺建军不太高兴。因为他没想到：古长书竟是去市工业局当副局长。这样的安排，他有些为古长书鸣不平，他认为：“说什么你也应该当局长的，怎么是副局长呢？”
其实这也出于古长书本人的意料之外，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不良情绪来。他知道的，不少人在县里任副职，一干五六年也不挪窝。还有人从政府干到县委，后来就到人大养老去了，他们戏曰“一步不稳，终身为副”。其间确有一些工作作风好，业务能力强的，政治素质高的人，吃了苦，出了力，为老百姓办了事，最后问题缠身。这么一比较，古长书就觉得自己算是幸运的，他笑着对贺建军说：“能这么快调动我就不错了，即使让我当局长也有个过程。所好的是，我在任副县长期间，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没有做过一件问心有愧的事。心里还是舒坦的。”
贺建军说：“不过也好，你先去熟悉一下情况再说。市直单位毕竟不同于县里，工作面更大一些。我相信你能继续保持在大明县的这种拚命精神，于公于私都有利的。”
古长书说：“这一点你放心。我永远记得住，我是父亲卖酒瓶子把我养活大的。不说对得起党、对得起社会这些大道理，最起码我要对得起我父亲啊。”
这天晚上，古长书没有按时回家，他一个人在自己的办公室待了很久。因为要调走了，他手头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而最棘手的事，就是他当常务副县长以来，所收到的那些信封。他看了一会儿书，等到办公楼里灯熄人静的时候，他把它们统统从保险柜取出来，一个一个地清点，他平时不用计算器的，现在要用计算器计算他的收成了。累加起来还真吓了一跳，差不多接近六十万了。这么贫困的山区县，当一年常委就能收到六十万，那么两年呢？三年呢？难怪一些部局长月工资只有几百元到上千元，动不动就能买几十万元的房子，有的还买了私人轿车。要论工资收入，他们一辈子即使不吃不喝全部积攒下来，也不够他们一次的投入。罗庆在当常务副县长时，就在市里买了两套商品房。现在的周县长最近还在市里买了复式楼。以前古长书不明白怎么人家一当官手头就大方了，现在是彻底明白了。
古长书需要钱，但并不需要那么多钱。他做了工作，有了贡献，党和政府给了他荣誉的。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该奖我的奖了，该给我的给了，职权与地位都有了。大部分时间吃的是公家的，出门有车坐，进门有饭吃，在许多场合你都是高高在上的，党和政府对你不薄啊，再说家里也什么都不缺呀，没有理由从下边干部身上捞油水啊！看着那些钱，这似乎不是钱本身的问题，也不是一般的人情世故和礼尚往来，而是干部风气和政治风气的问题。他们送礼，无非是要让你在关键时刻扶持他们一下，挪个好位子，或者由副职变成正职，由油水薄的单位换到油水足的单位。如果收下这些钱，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出，可人家怎么看你古长书？背后他们肯定会说，别看他平时道貌岸然的，他只不过是象条狗一样，扔下一个带肉的骨头，就马上扑上来啃咬。几百元几千元就能改变领导意志，然后就屁颠屁颠地摇着尾巴围着别人的视线转。这样的话，就活得没有人格了。而你在那些送礼人的眼中，一辈子都是低贱的，无耻的，抬不起头的。我古长书愿意做这样好哄的狗吗？当然不愿意。在他看来，一个领导最可悲的只有两点：一是贪污受贿，那是人格的丧失；二是说话没人听，那是权威的丧失。真正想在官场上混得人模人样，在社会上能挺直腰杆子走路，那就只有一条：清清白白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干事。即使在将来承受人生磨难或遇到政治坎坷的时候，也是无愧于人的。
古长书挖空心思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要把这些钱全部退回去。退这些钱比商品退货还难，并不比拆除违章建筑容易。不能伤人家的面子，不能伤害人家的好意，也不能造成其他负面影响。否则人家也要骂你不识好歹，不识抬举。他把这事看成临走之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可他不能悄悄地退掉，他得把事情做到明处，至少要有一个知情人。第二天，古长书把贺建军来到他办公室，向他展示了那堆信封，说：“这里面都是钱，我想请你过过目，然后物归原主，给他们退回去。”
面对那些青一色的牛皮纸信封，贺建军很好奇，一个一个地看，看是哪些人送的，送了多少，然后一一登记下来。收信封这类事情，几乎每一个领导都会遇到，只是处理的态度不同。有人求之不得，有人半推半就，有人坚决拒绝，有人转手交公。贺建军自己的办法在会上讲过，“我的态度是：对于那些平庸的人，凡是想买官的，一律不予提拔。对于确有能力又想通过金钱交易获得职位的，钱退了之后再提。所以他一直在大会小会上讲，大家不要企图在我手上买官，那是买不到的。你们万一要给我送礼，别怪我到时候翻脸不认人。大家都知道现在我很牛皮，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我怕谁？我只要行得端坐得正，你们就别打歪主意，休想把我搞下台！”他就是这样赤裸裸的讲，讲得下面轰堂大笑。在个性上，他和古长书有近似的地方，所以两人能够做朋友，也能够紧密配合。
贺建军一边登记着信封，一边对古长书说：“还是你心软了。给我送礼的人比你多了，我第一次伤了他们的面子，知道脾气了，就不会送第二次了。这两年，就没人敢给我送礼了。他们只给我送烟酒，我都收下，退掉就有些难堪了。这些年抽的烟都是别人送的，你算算，一年即使收一百条中华烟，也接近腐败了！”
古长书哈哈地大笑起来，说：“我也是只收烟酒啊！说起来咱们是一类货色，都是准腐败分子呀！”
贺建军乐了，笑得大肚子直颤，说：“如果我们双规了，就关到一个屋子里了。”
古长书说：“到时候还要回忆今天的情景，说我们曾经探讨过腐败问题。”
两人其乐融融地开了阵玩笑。古长书知道，当官的人，几乎很难在一起谈这类隐秘话题的，即使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也不涉及这些。无论是多么贪心的人，也随时随地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哪怕是对待自己最好的朋友，也会是百缄其口。贺建军非常欣赏他的举动，建议他退回时留个心眼，防止以后发生意外。古长书会意了，他特意找了个微型录音机，可以把退款经过进行实况录音。
古长书就退回礼金的事设想了几套方案，后来选择了最人情化的一种。这使他感到了做一个清官的难度，一点不比做一项工程差多少。为了不得罪他们，古长书把所有送钱的信封都换成了县政府的信封，然后挨门逐户地去退。他的退回方式已经形成了模式，先去聊一会儿天，遇到人家吃饭就吃饭。大家都知道他调到市工业局当副局长去了，而且当不了几天副局长，局长的宝座就非他莫属了。他们对他非常客气，也非常敬重。吃毕了聊毕了，古长书就从身上掏出信封，说：“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拿去给孩子买点东西。我又不知道买什么好。”人家推辞不要，古长书丢下信封，不再多说，抽身就走人。过后他们打开信封便恍然大悟了，那是他们自家的钱。
第三部分第21节 流言蜚语（3）
钱退完了，古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