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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利益已达到几亿美元。国际奥委会的资金来源为私人基金，它并不是一个公共组织，应该肯定的是，今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已变成众多国家争取的重要目标，无论是政界领袖还是普通百姓，不仅在体育界，而且在商界和社会各界，当然也包括政府当局都参与此事。正因如此，申办城市都采取十分有进攻性的战略，以便达到举办奥运会的最终目的。总之，这两年的时间，截止到我离开莫斯科，是我度过的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但我深信，我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我是一位善于应对风暴和困难的主席、一位经得起顺境和逆境考验的主席、一位对其职责忠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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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的照片我们当时处于“暴风雨”的中心，难以预见什么时候事情才会逐渐平息。我深信那些批评之词随着我出席美国国会会议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应邀参加一个情况介绍会。我顿时觉察到，尽管自己没有义务接受那些富有攻击性的质询，但还是必须出席这次会议。于是我提出一个条件，我在所有的讲话中都将使用我的母语——西班牙语。这个经验是我在任西班牙大使时积累的，在我任职期间，西班牙外交部有明确指示，在所处理的一切国家事务中必须使用西班牙语。我提前48小时抵达美国，陪同我的有国际奥委会的美国委员们：阿尼塔·德弗兰茨、詹姆斯·伊通以及加拿大委员理查德·庞德；尤其我要由衷地感谢美国前任国务卿、2000年委员会委员亨利·基辛格先生，以及前任参议员霍华德·贝克尔先生的陪伴。对于双方的矛盾之深，我并未感到吃惊。正如所预料的，他们向我提出的问题极为尖锐，但我相信自己的回答同样也很清楚明白。
我解释说，我们曾经遇到过困难，但国际奥委会已经及时采取对策，通过几周前开始实施的50条规定使之更为现代化、更加开放，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当然，在那些日子里，报界和其他媒体仍然对我进行批判，好像那些改革全是纸上谈兵。他们经常指责我的是，在佛朗哥年代我当过官员，而且几乎总是同体育相联系。我有时似乎成了惟一一个在佛朗哥政府服务过的西班牙人。人们可能已经忘记，所有那些出色地完成民主过渡的领导人都曾在佛朗哥时代担任过要职。我估计可能有人提这类问题，于是找了一些历届美国总统访问西班牙的图片资料，尤其是1959年艾森豪威尔将军访问（西班牙）的有关材料。艾森豪威尔在危难时刻解救了佛朗哥，承认了佛朗哥政权的合法性，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西班牙允许在其境内建立美军军事基地。借助艾森豪威尔之手，结束了西方国家对于西班牙的多年封锁。其中有张照片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两位将军在马德里机场拥抱。这个提前准备的对策对于我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问题与这个话题有关。正如我先前所说的，在这次出庭之后，事态有了明显的缓和迹象，那些针对国际奥委会和我个人的攻击都减少了，这为我们进行改革、实施已经通过的议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为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相对平静的环境，为我本人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家报社从第一天起就击国际奥委会和我本人，我找不出所以然，也许永远是个谜。一些观察家做出了解释，但与其说这些解释是基于具体事实，毋宁说是大胆猜测。他们写道：美国新闻界的挑衅性报道是由于签署电视转播协议而引发的。
我总是主张奥运会应更广泛、更开放地展示于世人面前，而不需要观众付一分钱，他们有权利享受世界体育竞技所带来的快乐。这也正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最高荣耀，它与世界锦标赛的区别在于，奥林匹克运动更具普遍性，五环旗正是奥林匹克主义价值的象征。众所周知，新技术的使用给视听市场带来相当大的发展变化。私人视、有线电视、数字平台、全球网络等的出现，为电视转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并且对于电视转播权有了重新认识。国际奥委会做事谨慎负责，再次把电视转播权委托给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采用传统电视频道方式，为雅典奥运会签署了15亿美元的转播合同。欧洲广播公司和美国的NBC、CBS和ABC一向与国际奥委会合作得很好，国际奥委会应该忠于我们的合作伙伴。
惟一毋庸置疑的是，我于1980年在莫斯科的当选这件事令许多人都感到意外。那时的我在国际体育界还是个无名小卒，我的当选被一些人认为是一大失误，但人们很快便觉察到这一预言已不攻自破，从萨拉热窝奥运会开始，我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共主持了十届奥运会——五届夏奥会，五届冬奥会——无论在体育方面，还是经济效益方面，每一届都无可争议地取得了重大成功。我肯定那些对我能力表示怀疑的人一定很难接受这一事实：一个来自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对于世界体育没有丝毫经验的人，竟能领导全球最为重要的体育组织并获得成功，同时博得国际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的一致首肯。在我离任后留给世人的这个国际奥委会是个更加开放、更加稳固的世界体育组织，在五环旗的照耀下，它必将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协调者。
第七章 我在莫斯科离任我在莫斯科离任
我结束任期的时间早已提前宣布，因为国际奥委会会议要提前确定未来几届年会和重大活动在哪个城市举行。在经过长时间的权衡考虑后，我想在我曾经被选为主席的同一座城市——莫斯科结束我的任期，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同一个月的同一天：7月16日。不要问我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我总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束。莫斯科在我的生命里意义重大，因此，我想在21年之后的同一日子、同一空间，为我的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1995年7月布达佩斯会议上，我以个人名义请求大会决定莫斯科为举办第112届年会的城市。我由衷地感谢国际奥委会的成员们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并不避讳这是我个人的奇怪想法。我曾多次去莫斯科，我在那里不仅得到俄罗斯国奥会，特别是国奥会主席维塔利·斯密尔诺夫和秘书长亚历山大·科兹罗夫斯基无条件的支持，而且还有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我和他结成深厚的友谊，并且对他为莫斯科所做的大量有益的工作深感敬佩。只要我们回溯一下历史，这个在前苏共领导下生活悲惨的城市而今面目一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每年从世界各地来的旅游观光客有数百万人。同时，我在此也想对曾给予我巨大支持的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以及他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感谢。普京完全理解体育运动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并且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我时常激动地回忆起那个我被选为奥委会主席的大厅，它被人称为“工会之家圆柱大厅”，曾是沙皇统治时期的一个军人俱乐部。就在这间大厅里，在共产党执政时期，曾经停放过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以及苏维埃所有逝世的伟大领导人的灵柩，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到此向他们的遗体告别。这一细节足以说明这个大厅在俄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及特殊地位。我女儿继承了她母亲贤惠而又温文尔雅的气质，她随时陪在我身边，担当起奥林匹克第一夫人的角色。她的在场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如正在修复中的一件艺术瑰宝，隆重的会议开幕式在这里举行。上演的节目可以说是我个人固执坚持的结果。我希望上演具有丰富感情的芭蕾舞剧《吉塞尔》，在我任西班牙大使的那个时期曾经多少次在夫人碧蔚丝的陪伴下欣赏过它！舞剧毋庸置疑地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在那一刻，我心中涌出一种对兹韦费尔女士的特殊感激之情，是她的努力使这一浪漫的作品得以上演。作为奥委会的秘书长，她是连接国际奥委会和大会组委会的一座理想的桥梁。是国际奥委会的总管加夫内向我推荐了她。在她担任奥委会秘书长的16年里，她事无巨细、事毕躬亲，以非凡的工作效率处理同各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关系、奥运会期间的住宿问题、庆典仪式、大会的组织工作等各种棘手问题。可以说，她是一个忠实而能干的合作者，她态度和蔼、笑容可掬。事实上，她的办事效率和她的美是和谐统一的。现在，兹韦费尔正卓有成效地领导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工作，她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工作热情和天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参加了这次开幕式，他给我授勋并对我21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还特别强调我对俄罗斯怀有的特殊感情。最后，他打破死板的陈规，用一个体育动作结束了他的发言：他举起我的右臂，就像裁判员在拳击比赛中对获胜方所做的那样。这个友善的举动体现了我们的友谊。事实很快表明，在圆柱大厅举行会议是不可能的。虽然它非常靠近大剧院，但由于缺乏附属空间，无法容纳举办全会所必须的后勤服务部门和新闻中心，不适合作为本届会议场所。但我坚持应该尊重历史，新主席的宣布最好在那里举行。在相同的场合变换主角，这显示了奥林匹克运动生生不息的传承性，说明我们战胜了那些悲观主义者。1980年的时候，由于奥委会遭到抵制，缺少经济支持，他们曾预言奥委会面临垂死的结局。为了保护奥林匹克运动，保证它继续发展，我采取了一些被认为有争议的举措，那些诋毁者最终失败了。我希望能够保持历史的传统，尊重流传下来的仪式。我任职的指导思想：忠于过去、创新未来，终于占了上风。我们最终找到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奥委会委员住宿在Radisson Slavjanskaya旅馆，并在那里举行所有的会议、新主席的选举和投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