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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尔举办的，许多加拿大人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虽然我们不知道上一次的奥运经历给他们的印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奥林匹克精神已深深地扎根于加拿大人民的心中，他们有着很强的竞争意识并且深深地热爱着体育。从洛杉矶夏奥会结束以来这四年中，国际奥委会进行了很深入的工作，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并逐步确立了按照我的方法来管理奥林匹克运动的准则。这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本届奥运会的局势将不再紧张，而且会发生许多改变，很多事情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1988年的两次体育盛事——冬奥会和夏奥会将分别在美洲和亚洲大陆举行。此次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我有幸接待了以国际奥委会特邀嘉宾身份前来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与王后。这是我在任期内国王夫妇第一次出席奥运会。从那以后，我所领导的每一届奥运会，他们两人都赏光参加。我要特别指出一件事，在我看来正是这件事使得本届冬奥会变得与往届不同。我是在二月三日从多伦多赶到卡尔加里的，那天的雪不大，但天气非常冷，温度计上显示气温为零下27℃，这样的温度一直持续到本届冬奥会的中期，而随后，从北方刮来的暖风使气温迅速上升到了零上15℃。前后竟相差四十多度！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特别是在那些地势不太高的地区更是如此。令人称奇的是，在大回旋比赛中只有滑道是一片雪白，而其他地方却是一片绿色，许多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已经脱掉了衬衫。这对于冬季奥运会来说，真是够奇特的了。开幕式那天非常冷，一股来自极地的冷空气向临时搭建的梯形看台袭来。那时真的是冷极了，观众们披着由大会组织者提供的羊毛毯还是无法抵御刺骨寒风的侵袭。除了一群印第安人和西部牛仔的出现为开幕式带来些欢乐外，卡尔加里冬奥会的开幕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让人难以忘怀。我要强调指出一件体育方面的事，我认为这更是一件奇闻轶事。这就是女运动员克丽丝塔·卢丁—罗森伯格的故事，她是惟一一位在同一年举行的冬奥会和夏奥会中各获一枚奖牌的运动员。这位东德女选手先是取得了冬奥会1000米短道速滑的金牌，七个月后，她在汉城又勇夺一枚自行车比赛的银牌。我和卡尔加里市长克莱恩的关系很好，他以前曾经是名记者，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政治才能。事实说明我没错，他后来当上了艾伯塔省的执政长官。参加卡尔加里冬奥会的运动员人数与四年前的萨拉热窝冬奥会相比增加了10％。共有来自57个国家和地区的1423名运动员（其中男运动员1110人，女运动员313人）参加了坐落在落基山的白色赛场内举行的六大类46个项目的比赛。冰壶是作为本届比赛中的表演项目。本届冬奥会成绩最好的运动员为：荷兰女选手范·根尼普，她连夺女子1500米、3000米和5000米短道速滑三枚金牌；芬兰人马迪·吕科奈，他在高台滑雪70米、90米和团体90米的比赛中也是三次夺冠；瑞士人瓦雷尼·舒林德尔，在回旋跳雪和大回旋跳雪的比赛中先后两次登上了最高领奖台；还有东德女运动员凯特琳娜·维特，她在继1984年夺得花样滑冰金牌后，在本届奥运会此项目上再次称雄。
第五章 我主持的十届奥运会1988年汉城夏奥会
可以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我首次经历的完整的奥运会，因为我主持了整个过程：城市的挑选，以及筹备和举办阶段，即从提名直到闭幕。汉城的当选是极不平静的，这一结果令很多人吃惊，不少人持保留态度。有人认为我们犯了错误，更稳妥、更简单的选择是日本的名古屋。但它却被汉城以52∶27击败了。事实上我感到非常不安。我想，国际奥委会给自己惹上了麻烦，对于我来说则可能要背上一副枷锁。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个有问题的国家，不但缺乏民主，国际形象不佳，还因为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未建立外交关系而受到孤立。筹备过程十分复杂。他们甚至四易组委会主席，而且东方人的思想也难以为西方人所理解。好在我和卢泰愚的关系还比较好，后来他当上了总统，又过了些年被金所取代。如同往常，关于电视转播权的谈判就像一场激烈的战斗，因为组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的利益总是有矛盾。组织者总是只重视眼前利益；他们总是想自己是奥运会的主办者，应该尽可能地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有个限度。我们必须放眼未来，考虑以后的奥运会，注意不让电视台受损失，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合约谈判。我懂得如何赢得韩国人的友谊，多亏了我与汉城奥组委主席卢之间形成的信任，我们才得以签下双方都受益的合同。要是这种信任能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果会更好些。我不能不承认抵制的幽灵仍然在游荡。国际媒体在这件事情上是如此大做文章，仿佛汉城奥运会非复杂化不可。有时候，把抵制的危险说得煞有介事，使许多职能部门面临运作瘫痪的威胁。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老实说，那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发表的声明显然帮了我们一个忙。这位共产主义领袖明确表示：东德决定参加汉城奥运会，不考虑苏联的决定。在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领导们举行的例会上，我们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我们还保证会接受并尊重朝鲜举办部分比赛的请求。这并未形成针对国际奥委会的障碍。朝鲜与韩国在洛桑举行的四次会议期间，我终于争取到了韩国方面的授权。他们表现出对我的极大信任，而且也清楚地知道在他们不接受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做出任何决定的。我与金大中的友谊与时俱进，我成为为数不多的应邀出席他就任韩国总统仪式的外国人之一。他是个传奇人物，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很快我就完全意识到朝鲜不具备合办任何体育赛事的条件。于是，我决定再赌一把：国际奥委会把朝鲜办重要体育比赛的条件放得越来越宽。这一举动似乎表明我们的慷慨是没有尽头的。最终，就像我预料的那样，北朝鲜因为国内经济条件和组织水平无法使赛事的举办得到最低的保障而拒绝举办任何比赛。在此前提下，我们成功地向苏联人说明，是朝鲜人自己放弃了我们提供的机会；对朝鲜来说，我们的方案甚至比它自己要求的更为有利。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国际奥委会为两国联合举办做出了努力，虽然最终这种想法没有实现。
在我接连几次汉城之行中（我被他们拼读我姓名的方式逗乐了，听上去像是“萨马兰奇先生”他的名字的读音不应有“奇”，我们中国从一开始也是这么译过来的。本书也只好沿用此译法。——译注），我总是提出一个条件，尽管有时候，他们不理解，后来结果证明还是明智的：我要求和反对派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会面，他们日后都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在我看来是必要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韩国将变得民主开放，它的政治体制在将来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正是由于与反对派领袖的会面与谈判，韩国各界，包括反对派，对这届奥运会积极支持。甚至在1988年9月奥运会举办期间，反对党的领袖专门为我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这不正表明我与韩国社会各界有着良好的关系吗？一切都好极了，毫无疑问是到目前为止我主持的最成功的一届。在那16天里，我始终和卢保持联系，甚至还在各自夫人陪同下一起去奥运村运动员餐厅吃午饭。一个让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是一位已届耄耋之年的田径运动员举着奥运圣火进入会场的一刻。这是韩国人民的真正象征。那位绕场一周的田径运动员是Sohn Kee Chung；柏林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在52年后，他得到了祖国给予的荣誉。1936年，韩国（南朝鲜，译注）被日本占领时，被迫代表日本参加比赛。在那一刻，全世界都向这位真正的运动员致敬。值得一提的还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接受的网球运动此次重归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这项运动早在1924年前就已是奥运项目。我和国际网联主席、法国人菲力蒲·夏特里埃的所有接触取得圆满成功，从此，世界上的网球顶尖高手们也能参加奥运会了。捷克选手麦齐尔·米洛斯拉夫在和非常年轻的斯蒂芬·格拉芙在男女单打比赛中分别获得冠军。在双打比赛中，西班牙男子选手也非常耀眼，埃米里奥·桑切斯·毕卡里奥和塞尔西奥·卡萨尔获得了亚军。有两位选手已企及历史上赢得金牌最多运动员之项背。其中美国游泳运动员马修·比昂迪已接近他的同胞马克·斯皮特兹在慕尼黑创下的七枚金牌的纪录，他获得五金一银一铜；而另一位东德女选手克里斯汀·奥托则获得六枚金牌。在奥运田径场上，美国女田径运动员弗洛伦斯·格里菲斯·乔伊娜格外突出，她在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赛中赢得三枚金牌。毫无疑问，她被称为是最快的“女飞人”。我想说一下庆祝国际奥委会创立75周年纪念仪式上发生的一件有意思的事：在巴黎和索邦，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到场，当时法国国奥会主席内尔森·佩隆发表了一篇我在此之前并不知晓其内容的讲话。佩隆说，1988年的奥运会最好应该由巴塞罗那举办，而由巴黎承办1992年的奥运会，这样正好庆祝法国人皮埃尔·顾拜旦宣布创立国际奥委会100周年。庆幸的是，根据庆祝会日程我的发言在后，而我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我改变了原来的讲稿，明确指出巴登巴登大会早已决定第24届奥运会将在汉城举行。我又补充说，要么在韩国首都举行，要么就取消奥运会。这番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在和南北朝鲜对话中的立场。我记起在同德国情报部门的一次会面中，他们的负责人（我在莫斯科任大使期间就认识）告诉我说，在这段时间，朝鲜半岛的局势十分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