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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金牌的埃塞俄比亚女运动员德尔图·图卢和获得银牌的南非女运动员埃内娜·梅耶尔相互拥抱在一起，并且携手在体育场中慢跑一圈以示敬意。所有人将永远铭记这一天，尤其是我们这些为终结体育比赛中的种族隔离而不懈奋斗的人。曼德拉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场合都谈到过种族和解，而此时，我们亲眼目睹的是，同一面旗帜下、团结在一起的运动员们在蒙锥克体育场上所展现出来的齐头并进的情景。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所一直期待的。我深信我们只有高举代表着全世界平等与博爱原则的白色五环旗才能取得比其他任何旗手更辉煌的业绩（我在担任主席的21年里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国际奥委会“种族隔离与奥林匹克主义委员会”及赴南非调查团，从第一天起就向世界阐明了我们的人道主义立场，并且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决不屈从于与《奥林匹克宪章》不相符合的任何利益。在此，我想表彰凯巴·姆巴依法官，他用其智慧和英明领导主持了那些复杂的谈话。我认为不仅仅奥林匹克大家庭，而且全人类都感谢他和他的同事。是他们愈合了创伤，把所有非洲兄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巴塞罗那奥运会向南非运动员所展现的奥林匹克精神将流芳千古。如今，所有的运动员都享有机会均等及得到支持的权利。这些在以后的几届奥运盛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体育仲裁法庭
如今，体育仲裁法庭已是一个被所有关心体育事业及法律的法学家、运动员和相关领导人所熟悉的国际组织。她如今获得的国际声誉与当年体育世界对其迫切期望是分不开的，因此本人也将此当成我事业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过人们对她成立的背景知之甚少。当初建立体育仲裁法庭的想法与奥委会必须要解决所谓“两个中国”在我们机构的代表权的棘手问题紧密相连。回到1971年，在联合国做出重新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译注）之后，中国取代了台湾（当局）在国际组织中的席位。
这项决定给奥委会带来许多困难。有些奥委会成员甚至在洛桑将我们诉之公堂。我觉得，奥委会的一个成员到一个普通法院去起诉奥委会，这是件无法接受的事实。于是我便开始求助法律人士，征求意见，花了很多精力及时间思考今后如何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当时我立即想到了《奥林匹克宪章》，特别是所有成员入会时的誓言部分。为避免日后任何一个成员对奥委会所做决定采取任何法律诉讼行为，在《宪章》中加入这一部分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建议在誓言中加入：“我宣誓尊重并履行奥委会章程及奥委会的一切决定，我宣誓决不为此起诉。”这项措施的采用使我乐观起来，我认为今后再不可能发生某位成员对奥委会或其机构所做决定向普通法院进行起诉的情况。
可在多次咨询法律顾问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宪章》里的新内容并不能杜绝这种问题的出现。任何一个成员在他（她）认为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都可对我们提起诉讼，他们怎样都能找到一位法官或法庭来倾听和受理他们的诉讼。莫斯科选举后，一个想法一直占据着我的头脑，即建立一个专属体育界，专为体育界进行仲裁并同时被各联合会及运动员承认的机构。选举结束后不到一年，经过反复思考和与同行讨论后，我认为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那时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做这件事：国际奥委会应该拥有自己的专门法庭，负责审理“内部”范围的体育诉讼事件。很明显，体育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它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和争议也越来越多，普通法院不仅速度慢价格高，而且他们对体育界的事也一无所知。记得我当选后，塞内加尔奥委会成员凯巴·姆巴依法官前来恭喜我，他说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在奥委会的七年生涯中，他设定的目标一个也未达到。
他真诚且直接地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他的想法和意见在奥委会里完全得不到体现。他有许多想法，可在当时的奥委会里，没有一个是可以得到实现的。他已拟好辞职信，并将由他的一个好朋友汉蒙上校交给我——国际奥委会的新一届主席。我对这个消息并没有感到很意外。我很清楚在当时的奥委会内部，这股沮丧气馁的情绪相当蔓延。但我十分信任法官姆巴依的为人及做事方式，我相信会重新把他召来。他的经验和想法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我请求他暂缓提交辞职信，再给我几个月的时间，并特别指出他对法律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在将来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1981年，在巴登巴登代表大会上我提出了建立一个专属体育界的仲裁机构的设想。
整个构思大致已形成，接下来就是选定一个能使这一构想得以实现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塞内加尔的奥委会成员凯巴·姆巴依。他一生为人权奋斗，非常了解非洲大陆，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大法官和副院长。他是一位智慧而稳重并可委以重任的法官。他也是一位本来要辞职但被我挽留的奥委会成员。我还记得当时我请求他不要提交辞职信，我认为是需要他的学识和经验的时候了。乘着他出席1981年巴登巴登大会的时机，我向他提出建立一个“海牙体育法庭”。我之所以提及海牙法庭是因为这一国际上最高法庭所做出的决定是不可撤消的，而体育界正需要一个类似的法庭。无论是谁都无权对这个法庭的决议或裁定提出上诉，我希望这些法官们不仅是优秀的法学家，而且是体育方面的专家。巴登巴登代表大会及那次关于“海牙体育仲裁法庭”的对话结束两个月后，我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姆巴依法官并告知我对这个问题是很严肃认真的。姆巴依法官开始了他的工作，三个月后向我提交了第一份工作报告并提出了他的想法。他清楚地向我说明仲裁法庭的裁决不可以是强制性质的，因为国际奥委会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有强制执行权的国际组织。姆巴依法官非常清楚这个未来法庭的职责仅限于仲裁。在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前，我求他先向整个奥林匹克大家庭解释这项方案，同时我还要求姆巴依法官在所有的国家奥委会会议上及国际体联的会议上，向大家说明未来的体育仲裁法庭是什么性质的机构，而且每次都要着重解释该法庭的裁决职能，但其执行不是强制性的，并且不干预技术问题。这一做法消除了各国际体联的顾虑，而且对各国奥委会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姆巴依法官向我解释：这个仲裁法庭主要解决奥林匹克大家庭内部可能出现的分歧及问题。
这样就不用求助于普通法庭，虽然这类法庭拥有有能力与学识超群的法官，但诉讼程序过于繁冗复杂而又费用昂贵，加上他们并不了解体育界，因而他们做出的裁决往往被上诉。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宣讲这种观点。1982年，在罗马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吸收了许多著名的法官，如：麦卡拉德，马克·何德勒及里查·庞德。一年后，在新德里，体育仲裁法庭成立了。我想重复一次，体育仲裁法庭是由国际奥委会出资管理并为奥林匹克大家庭服务的。体育仲裁法庭的任务是：“帮助解决在体育工作进行中或任何跟体育有关的事务中出现的内部争议。”从开始起，它即由60名成员组成，其中15位由国际奥委会指定，15位由国际体联指定，15位由各国奥委会选出，15位由主席指定。
由奥林匹克大家庭内各个组织指定的独立法官组成的体育仲裁法庭能够保证其自主性。头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各种体育组织并不怎么使用体育仲裁法庭为其提供的服务，但通过第一任主席大法官姆巴依及秘书长麦·斯瓦的努力，各国奥委会及国际体育联盟所属的协会终于渐渐接受体育仲裁法庭并将有争议的问题提交到这个新的法律机构。1993年春天，体育仲裁法庭所做的一项裁决其中的一方上诉到瑞士联邦法庭。瑞士法庭最终确认体育仲裁法庭有独立而公正地裁决的资格，无须再诉诸民事法庭。然而，瑞士法庭也同时提出体育仲裁法庭与奥委会的从属关系，并建议体育仲裁法庭 应拥有更大独立性。姆巴依法官向我提议应使体育仲裁法庭在这方面更加完善。
1993年9月，在奥林匹克博物馆举行的“国际法律与体育会”上，出席会议的著名法学专家们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机构：由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取代奥委会对体育仲裁法庭实行财政行政管理及监督。这样，体育仲裁法庭的独立性便得到了加强，在这次大会上还制定了一部体育仲裁法典。1994年在利勒哈默尔大会上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一致通过了体育仲裁法典。1994年后，人们对体育仲裁法庭的信任在不断增加。1986年，体育仲裁法庭只审理了两宗案件，而1998年达到50宗。时至今日已达到三百多宗。从1996年起，凡是举行奥运会的地方，无一例外地要求体育仲裁法庭伴随，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那是第一次有说服力的经验。上述数据不仅说明了大家对体育仲裁法庭的信任在不断增加，也说明了我们那次对组织结构的改革是有道理的。近几年里我们更是不断向前迈进，我建议姆巴依法官建立一级调解机构，即当事双方或一方不希望通过体育仲裁法庭的严厉裁决方式时，由该机构来完善我们的服务。这项新服务已被接受并获得了我所期望的成绩。总之，这是一个解决我们体育界问题的机构，其中的法官不仅有着深厚的法律知识且对体育界深入了解，这一点在体育仲裁法庭建立之前是很难实现的。在本人任期内取得如此成就，我感到非常自豪，也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我对凯巴·姆巴依法官的感谢，没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