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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体育是一种达到互相理解的工具，一种极富教育性并面向全世界的工具，一种与歧视和暴力斗争的威力强大的武器……联合国为能够和奥林匹克运动一起实现如此高尚的目标感到庆幸”。今天体育运动已无国界。体育成为一种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语言，使人们的联大于分歧。正如布特罗斯·加利提到的，体育是一座和平和民主的学校。或者正如科菲·安南所说，体育是一种进行教育和促进理解的工具。它正是如此出现在全世界面前的。外交有各种战略考虑，但其主要使命就是加强人们的友谊、增强对话和在无需诉诸武力的同时反映不同利益。外交和体育在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在我任期的21年里，我一直以体育运动造福于全人类这一理想为己任。正如外交上提倡的：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让人类更加幸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的伙伴、国际关系部主任、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极具人道主义的外交家费克鲁·基达内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的干练帮助我们敲开了联合国的大门，并与之建立了合作，实行了一系列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共同计划。在我走访了全世界每一个设有奥委会的国家之后，我敢肯定体育运动应成为每个国家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是一国最好的财富和回报最大的投资。我们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引导他们改善教育系统，如果不能这样，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经济来源：市场营销和电视转播权
1980年7月16日，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我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如何进一步推广奥林匹克运动，使它为全世界所知所爱。但可能最重要、最迫切需要我优先处理的问题是国际奥委会的财政状况。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坐吃山空”。我记得布伦戴奇主席在任时，他拒绝相信电视媒体的能力和它能够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积极的贡献。从1936年柏林奥运会进行第一次实验性质的转播开始，电视的投入使用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革命：不但使传播范围扩大，同时还带来一笔重要的经济收入。我和布伦戴奇和基拉宁勋爵等前任的观点完全不同，我相信未来电视媒体会帮助我们打开一片新的天地。奥林匹克运动和电视可以互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致力于奥林匹克信息的传播。图像传播的时代已是活生生的现实。电视图像可到达最遥远的地方，电视已被人们当作其生活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摄像机的威力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如此的快捷……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件具有强大效力的工具，可以将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和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距离拉近。当我肩负起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体育运动领导责任时，我最先想要达到的目标有两个：首先，力图摆脱经济困境，实现资金独立；其次，传播奥林匹克运动友谊和克服困难的精神，而且二者可以一起完成。很明显，第一步应该是组建一个整顿局面的工作小组。那时，奥委会组委会是负责商谈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机构。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工作。
1983年，国际奥委会市场营销委员会成立，加拿大成员、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理查德·W。庞德为主任，于1988年卡尔加里和汉城奥运会期间正式开始工作。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转播权的协商在电视台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之间进行。由于那时市场营销委员会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我们虽然已经在筹备下一届运动会，但仍然不能干预其中。对于获得转播权的美国广播公司来说，这是一笔非常不错的生意。而在汉城，关于转播权的商榷是由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一起进行的。在此之前，转播权的受益人很明显是举办者，而且他们并不想停止获取这些丰厚的收入，拥有汉城奥运会转播权的美国广播公司的收入增长了35％。我仍然认为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大家庭，但即使在那些最优秀最杰出的家庭成员间，也总会发生某些细小的摩擦，因为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我总是把对话用来作为促成协议的工具。我深信我们的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1988年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谈判行得相当复杂。我们尽量在不损害大会组织方利益的前提之下坚持我们的原则，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确保奥运会成为全世界最受瞩目的转播目标。在汉城，我们发觉下一次奥运会不能再接受相同的条件了。于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我们采取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做法。就个人而言，巴塞罗那能够成为一次奥运会的东道主，至今仍让我激动不已想象一下，在你出生的地方，在你有着如此多美好回忆的城市的体育馆点燃着奥林匹克火炬……毫无疑问，这是难以忘怀的，而且我还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这是用言语难以形容的。巴塞罗那，在这座城市里，组委会和我多年来一直为之而奋斗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很明显，国际奥委会要做到自给自足，其要经济来源就是举办奥运会所得到的各种收入。这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得到了巴塞罗那奥组委主席巴斯夸尔·马拉加尔的赞同，我们与之合作以便共同完成这一想法，最后的成果令人难以置信，完美无缺！世界上各个最重要的电视频道都来到巴塞罗那，使全世界都可以收看到这次“极为出色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我来说，最大的惊喜莫过于结识了领导奥运会组织工作的约瑟夫·米盖尔·阿瓦德。
他擅长组织指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确信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阿瓦德和他的团队。我无法忘记在奥运会闭幕的第二天，在巴塞罗那市政府大厅里，我亲自为他颁发了他应得的奥林匹克金质勋章，他的小组成员也都在场，我一生从未见过人们那么热情友好地向他欢呼。不过那时我们也意识到，如果将电视转播权视为我们惟一的资金来源所要承担的风险，虽然我们已经开始涉足其他领域，但我们知道只有转播权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风险就在于它可能混淆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向世界进行电视转播的一般体育比赛，甚至导致我们一直推广的奥林匹克精神失去其原有的价值。有鉴于此，我们在协议上商定了一项基本原则：电视媒体不能干预奥运会的进程和国际奥委会所做出的决定，这样即可发扬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的理想。我还明白，如果我们希望奥林匹克运动保持完全独立，就应当均分在电视转播中所得的一切收入。市场营销委员会创造的经济效益从来都是在国际奥委会、奥组委、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之间平分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是一次考验我们新思想的机会，其成果令人非常满意。自那时起，市场营委员会的工作一直是成效显著的。不仅经济收入增长使人瞠目，而且全世界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也与日俱增，比如参观奥林匹克博物馆的人数每天数以百计。全世界更有超过200多个国家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亚特兰大百年奥运会的盛况，观众总数达196亿人次，意即每十个人中就有九个人在观看。全程直播总共超过3000个小时。四年之后，通过转播观看悉尼奥运会的国家增加到220个，各国九成的电视频道转播保证了整个国家都可以收看到比赛画面。播出时间总计29600个小时，即使三年不间断播出的时间也没它多。
对于此项工作的成果实在无须多言。除开奥运会的转播权，我们也开始拓展其他能够成为经济支柱的产业。虽然奥运会的转播收益是巨大的，我们仍需要更多的收入才能达到经济上的真正独立，这样才不至于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可以不受任何政府和国家的制约。总结从洛杉矶到悉尼几次奥运会的举办情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电视转播的收入的确在大幅度增长。洛杉矶奥运会收入287亿美元，而悉尼奥运会收入超过14亿美元，相信雅典奥运会的收入会超过16亿美元。看来，奥运会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对于运动员，他们可以获得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奖励；对于国家奥委会，他们可以在其所属的运动员和运动设施上进行投资；对于各国际联合会，他们可以为自己的运动员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对于组委会，他们可以为东道主城市建造最先进的基础设施；而对于国际奥委会，我们可以为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各种文性（奥林匹克博物馆）和人文性（帮助发展中国家）计划提供资金，等等。于是，我们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样一项事业中：奥林匹克运动的赞助工作。我应该骄傲地说，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