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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印度富人乐于行善，主动施舍。以前文讲到的印度撒哈拉集团董事长苏伯拉塔·罗伊之子举行豪华婚礼为例。在婚礼第二天，由撒哈拉集团掏腰包，为101对没有足够的钱办婚礼的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这101对幸运儿还同时获得了至少20万卢比的支票。第三天，苏伯拉塔·罗伊的小儿子也举行订婚仪式。当天，集团又向全国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
在印度报刊上经常可以读到印度富人向扶贫项目捐款，向扫盲等教育事业捐款，向艾滋病人、麻风病人捐款等消息。特别是印度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是私立的，学费并不太贵，完全靠学费学校根本办不下去，钱从哪里来呢？来自于富人的捐款。公立大学，特别是像新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这样著名的公立大学，学生几乎不用交费，学校管食宿，一个月吃住加在一块才20美元，才等于人民币160元左右。公立大学的钱从哪里来呢？不少也来自于富人的捐款。我经常在一些高校简介中读到某某财团对学校提供了什么赞助的文字。
例如，前文提到的印度最大的私人财团“塔塔集团”形成了资助慈善事业的某种机制，其赢利的65％进入慈善基金，再投入慈善事业如教育、医药等。同时集团要求各子公司在各自社区承担“强烈的社会责任”。1945年6月，“塔塔之子”成立基础物理研究所，该所是非营利性机构，后来成为印度原子能计划的摇篮。
普莱姆基也赞助建立了上百所乡村学校。他说：“尽管我们的高等教育名列前茅，培养出来的电脑专业人才数量仅次于美国，但贫困人家的孩子也应有这样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有失误。”
在印度，观众观看戏剧、歌舞等演出，都是免费的。以孟买为例，近20个剧场经常演出，却没有一家对外售票，只有免费发票的地方。观众要做的只是排队领票。这些演出，除了少部分是政府买单，大多数都是企业赞助，也就是说，还是富人掏钱。因此，印度的戏票都印得很大、很考究，上面往往印有赞助商的名字，甚至还印有广告。要知道，这不是赞助一两场演出，而是一年到头，每个剧场都对观众免费演出，这笔费用是何等巨大。这说明，就赞助对观众免费演出来说，孟买富人群体之间形成了捐助机制。
一些富人不是考虑如何合理少缴税，而是主动要求多缴税。例如，世界著名的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拥有1万名高级软件专家的印度第二大软件企业，它的创始人、董事长莫尔蒂先生就一再坚持多缴税。印度政府为鼓励软件出口，规定出口软件可以免税，莫尔蒂却认为多上税是应尽的义务，因此，企业多年来多缴了很多税。
更有意思的是，莫尔蒂认为，作为企业老板，事业是主要的，钱财不是主要的，在分配中，老板不应该、也没必要多得报酬。因此，作为企业创始人、作为董事长，他却坚持只占8％的股份，低得简直不能再低。他的这一举措，使得INFOSYS集团内，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出现了数百位百万富翁，不少人不久前还是刚出校门、一文不名的穷知识分子！也许，一些中国人认为莫尔蒂这样做是否在捞政治资本，是否要向上爬，非也。这位在世界软件业内可以与比尔·盖茨称兄道弟的人物，除了企业，除了软件，对其他一切不感兴趣。
在印度，不少富人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发家致富，主要靠的是抓住了发展高新技术的历史性机遇，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上述莫尔蒂先生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是靠区区几千美元，通过开发软件起家的。另外，最典型的则是印度的IT大王阿希姆·普莱姆基。
普莱姆基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经营食用油到经营香皂，从开发计算机软件到开发成品计算机，直到打造出印度IT业的“航空母舰”。他控制了WIPRO公司84％的股份，在过去的4年里，利润以每年平均54％的速度增长。为什么普莱姆基这位经营食用油的小业主，能发展成万贯家财、富可敌国、在世界富豪榜上排名第三的人物？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能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迅速调整产业，果断抓住时机。早在1979年，普莱姆基公司就开始生产自己的计算机，1981年在印度率先卖出了第一台成品计算机，1984年推出了空白表格程序软件和文字处理组合程序。现在，他的公司拥有2。3万名工作人员，软件开发业务占了公司总利润的85％。由于普莱姆基和莫尔蒂这些人物的努力和成功，印度软件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软件大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被印度人民视为民族英雄而备受尊敬。
印度不少富人既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而不是单纯的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们在其业内，既是主要的资产所有者，又是第一流的管理专家，还是权威的技术专家。仍以普莱姆基为例：他的工作时间在他公司内是最长的，每天工作14小时，从早晨4点30分就开始工作，中午不小睡，早餐、晚餐他总是陪同客户，边吃边谈生意，中午则到职工集体食堂，边吃边了解情况。乘飞机外出，则往往安排在晚上，以便于到港后白天开展工作。普莱姆基由此得到了“工作狂”和“生意精”的绰号。
印度不少富人行为规范，注意自律。富人虽然经常出没于高尔夫球场、板球场等高档健身娱乐场所，但没听说谁去寻花问柳；在我认识的富人中，包括印度一些顶级公司的老板，他们的秘书全是男性；富人离婚现象很少，嫖娼、“包二奶”现象更是鲜有所闻，描绘“包二奶”这样现象的词在印度都没有。有些富人对自己要求如此严格，连穷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印度富人是否都为富不仁（2）
再以普莱姆基为例：在人们的想象中，像他这样的世界巨富，与微软、索尼、诺基亚等世界知名大公司老板齐名的老总，必定过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奢华生活，开名车、住豪宅、衣着考究，同时总要在媒体上畅谈自己的伟大构想等等。然而，他不是这样。据许多报刊介绍，印度许多朋友也告诉我，所有给他的邮件他都亲自回复。他从不要求过多的享受，他的衣服、手表、汽车等全都是“印度制造”，而且他基本只住三星级酒店，并且行李箱里还经常放着洗涤剂和旅行熨斗，以方便自己洗衣服。除非是别人请客买单，甚至乘飞机也只坐经济舱。即使是他1996年买的那辆国产车，平时也很少用，到机场乘机总是乘免费接送旅客的民航班车，有时没赶上班车，他就乘便宜的三轮摩托。普莱姆基的办公室在班加罗尔一幢不显眼的高楼里，房间里只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物。他身上穿的是公司的统一制服——牛仔服，不系领带。楼前没有固定停车位，谁来得早，谁就有机会找到停车的地方，对老板也是一样。但是，普莱姆基总能为他的小车找到泊位，因为别人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就去工作了。更让媒体称道的是，尽管他拥有公司84％的股份，但他从不搞家族管理，还多次告诫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今后要想进入公司做事，必须拿出真才实学。在他看来，今后不管谁当家，都必须确保威普罗公司掌握在最能干的人手里。
这就是现代印度的某些富人，某些新型的富人，这种富人，对穷人来说，是福音，还是不幸？这种富人的存在和发展，对消除印度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对实现印度的强国梦想，是有利，还是不利？我询问过许多印度朋友，有钱的和不那么有钱的，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给予肯定的回答。最有意思的是，印度共产党等左翼政党的人士也认为，对最终消灭贫富悬殊现象，实现印度的大国梦想来说，这种新型的富人在印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为什么印度不少富人乐于捐献，注意自律？我认为，一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是在有浓厚宗教传统意识的国度里长大的，因果报应意识、还“债”意识（印度教把教徒一生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称为“债”，教徒必须偿还神债、祖债、人债、生灵之债等，帮助他人，包括陌生人，也是还债的一个重要方面）、解脱意识（帮助一切生灵是人解脱所离不了的）等种种宗教观念已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中，成为规范他们行为的一种内在力量。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印度传统宗教都排斥对财富的追求，认为财富是解脱的巨大危险，对财富的追求同获得宗教意义上的解脱相比，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所以，在既是宗教信徒，又是不少印度富人的身上，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勤勉、刻苦、节俭、节欲、具有怜悯与同情之心等特征。
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
在印度，究竟什么是穷人，究竟有多少穷人，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加塞尔先生说，全国大概有6亿至7亿穷人，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下。我到印度之后，不仅看到了印度富人真富，富得可谓“流油”，穷人真穷，穷得只能“滴血”，而且还看到了我从未想到过的现象：穷人整体上安分守己，再穷并不怎么思变，更少有人因为穷而铤而走险。
世上生活成本最低的人
按照印度政府的标准，每天收入不足10个卢比者（约2元人民币），即处在贫困线以下。走在印度新德里、孟买等各大城市街头，穷人比比皆是，贫民窟总是让人难以回避。其实，还有不少人实在太穷，连贫民窟这样的栖身之地都没有，只能睡在大街上。以印度孟买为例，穷人的生活成本低得不能再低。因终年天气不冷，不少人单衣单裤就可将就着过；以大街当床，一些人连一张草席都没有。
印度穷人整体上生活成本低同印度的国情有关系，也就是说，国情决定了穷人生活成本不高。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