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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时因为营养不良，我只能靠高效率来维持优异的成绩，因为饿肚子的时候浑身乏力，不睡觉不行啊，而现在我的身体状况让我很高兴，我开始不知疲倦地学习了。
我打球的时候经常听见女生们喊“大老郭，一分钟”，就很纳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从起床到走出宿舍楼的门往往只要一分钟的时间——我没有暖和的大被子要叠，就一床从家里带来的从小学时就开始盖的盖上就盖不了下的小被子；没有一层又一层的夹袄、毛衣、衬衫、背心什么的要穿，冬天就一件棉袄和棉裤；没有牙刷、牙粉、肥皂，起床后用水撸一把脸，漱漱口，拿上书本就走。我做这些事加起来只需要一分钟。因为贫穷，所以没办法追求更好的卫生条件，自然也招来了爱干净的上海学生的不满：北方人是不是都这么邋遢啊？老是不洗澡不换衣服，晚上居然还脱光了睡觉！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4）
从1962年起，每个人的助学金涨了3元，达19元。
说到涨钱，最让我难受的还是我们学建筑设计用的图纸，那一张就6毛钱啊。一个月涨了3块钱，只够买5张图纸。由于学习需要，这钱想省都省不下来。这样的“消费”是我大学时代最奢侈、最要命的消费了。
从家里自己带来的粗布被子苦苦撑了一年以后，到我大二的时候实在没法用了，冷倒不说，还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惹得宿舍的同学们很不高兴。 我不明智地把被面拆下来洗，结果被面一下子就被洗烂了，粗布被面十几年了，一拉就破了。被子里的棉花也成了一块一块的，没法再做成被子了，只好送到学校的“同济服务社”去弹一弹再打成被套，可是这个被套他们居然做了半个月才做好。
在这段日子里，同学们很同情没有被子盖的我，然而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自己也没有多余的被子。宿舍一个同学好心地把他的短棉袄借给我当被子盖，加上我自己的一件短棉袄，就这么凑合着地盖了。
这样生生地冻了半个月，到1963年春天后遗症就显现出来了：不知从哪天开始，我一弯腰，脊椎骨就“咯咯”作响，一疼起来就是一阵钻心彻骨的疼，疼得满头大汗，流下的汗常常把荞麦皮枕头都浸得湿湿的，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请了一星期假，躺在床上挨着。
去校医院看，医生们除了“关节炎”三个字以外，对这种怪病也道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现在知道，这种病其实就是脊髓中枢神经冻伤。
1969年在湖北荆州工作的时候，当地农民兄弟给我一个土方子，药名叫“武力拔寒散”：以人奶和着，用鸡蛋清调开，均匀涂抹在患处，一个月只能拔一次，拔多了对身体有害。
第一次涂这种药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有人拿刀在我背部猛地把肉刮剔开，然后“咯吱咯吱”地来回刮我的脊椎骨似的，黄豆大的汗珠子一粒粒掉下来，疼得死去活来。这样痛楚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
完了以后，背上都是被药力烧起来的泡，不过，脊背感觉却似乎轻松了许多许多。我没按土方子的规定做，不是一个月治一次，而是一个星期治一次。1973年调回河北以后，我还继续坚持治疗。总之，这个大二时落下的病根，直到十几年后才算铲除。
不过，1995年年底，在我进看守所以后，这个老病根又“伙同”整我的人来趁火打劫，又让我着实死去活来地疼了一遭。
在那纷乱的日子里
5年美好中夹杂着丝丝辛酸的大学生活一眨眼就要过去了，然而我们这些单纯的学生意气风发地正准备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文革”爆发了。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工作能力出众、为人正直的王涛校长首先就被打为“走资派”，屡次被学校的红卫兵公开批斗；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被公然画成大花脸，戴上高帽子，浑身是墨地接受“人民的审判”，批斗完之后就被勒令在校园锄草、打扫卫生，接受劳动改造。即使学的是理工科，学生们的课也至少被砍掉1/3，代之以毛主席语录课，文科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身处这样的时代，我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从不参与任何批斗大会或者是武斗。
早在1964年，学校让学生们自觉革命，自己革自己的命，每天都得抽时间写自己的缺点错误，最后给每个人一份自传，让自己填写，主要是让学生们评论对1957年以后国家走的一些曲折路线的看法。我这个人记性实在不好，早忘了初中时差点被划为“右派”的情况，兼之那个时候政治热情很高，总是很崇拜毛主席年轻时候的那种“激扬文字”的革命豪情，所以就坦诚地写下对“统购统销”、“大跃进”、“反右”的看法，认为这些政策都过火了，应该予以不同程度的反省。
写完之后，通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不对劲，感觉这些文字“激扬”得有点过头，于是向学校系党总支申请说自我鉴定填坏了，能不能重新给一个鉴定表，遭到严词拒绝。这下我才知道了厉害，心里又惴惴不安起来。
1966年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闹革命的时候哪有时间顾及分配工作的事。这样我们1966年毕业的学生又都在学校待了一年，1967年9月1日开始分配工作。学校要求必须把1964年填的表交上去，作为大学期间个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参考资料，我一下就慌了，后悔不迭：我是不是吃饱饭撑的啊，写那个干什么呢！
开始时我不想交，后来校方说，不交就没有毕业证书。没有毕业证书就意味着没有工作，在那个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买什么都要相关票证的年代，人找不到工作就要活活饿死。无奈之下，只好违心地将那份要命的自我鉴定交了上去。“好”在那时是造反派掌权，他们整天考虑的是怎样夺权，怎样搞武斗，无暇顾及看这些东西，我这才算蒙混过关。
我这个专业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国家要大量搞基础项目建设，我们班才28个学生，所以原来的分配方案大多数分配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这个时候中央一句话：“大学生分配要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四个面向”，我们就统统去内地中小城市工作了。
1967年秋，我到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到，到那里后又被安排到湖北省建委。到了之后接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等！”
我住在建委招待所里等了1个多月，身上的钱快花光了，粮票没有了，眼看着就要饿肚子了，我慌忙找到省建委问为什么还不给我安排工作啊，一个看上去近50来岁、姓单的干部接待了我，他说：“按照中央的精神，你想留在武汉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去基层先锻炼锻炼嘛！年轻人不能怕吃苦哇！”
我遵从省建委的安排去了荆州市建设局——建设局此时已经被造反派掌权了。造反派的“司令”对我还算满意：“你是上海来的大学生？上海的‘一月革命’搞得好哇！这样吧，我这有走资派、黑线人物的材料，你拿去给我整理批判他们。”所说的走资派就是我们局长王青春。
这是我的第一份活计，按说我应该勤勤恳恳做好，可是我越翻那些人的材料越生气，我不认我们的王局长是走资派，不认为王局长是真国民党假共产党，产生了抵触情绪，这份活自然也干得不够漂亮。末了，还丢了不少材料。“司令”很不高兴：“看来臭老九就是臭老九，哪里的都一样！”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5）
先结婚，后恋爱
建设局有一个无儿无女的女会计，年纪不算很大，也就40多岁，可是面貌却显得很苍老。她对我的关怀就像我的老母亲一样，总是担心我被造反派批斗。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一到晚上她就把我叫到她屋子里，然后再找几个人陪着打扑克以消磨时光。她宿舍隔壁就是军区宿舍，因此，只要武斗的炮声一响起来，我们几个就马上扔下扑克，翻墙过去避难——造反派再嚣张，也不敢碰部队。
老会计建议我回老家避一避，正好这时候我打算和认识不久的贾玉阁结婚，于是带着借到的200元一点钱，便赶回家结婚去了。
我和老伴认识的过程充满了戏剧色彩。
1966年我大学毕业后，回了趟家。一天，同村一个初中的男同学见到我，很高兴，便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彼此互相问寒问暖了一会儿后，他问我：“现在有对象了吗？”
“没有呢。只是上学时谈过，没成。毕业刚回家后别人介绍过几个也不合适。”
“我在北齐村粮站认识一个人，她姐姐今年跟你一样大学毕业，人很不错，特别实在，要不我给你们撮合撮合？”
“好吧。”我欣然应允。在那个时代，我的脑子里所能够想像出来的“结婚”，无非就是找一个比较能谈得来的女人在一起养家、过日子，至于什么浪漫啊，什么烛光晚餐啊，什么玫瑰花啊，都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东西。
老伴这个人很有意思，用现在的年轻朋友的话说，叫“很有个性”，跟我见第一面时，就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我：父亲是“自动脱党”，姐夫是“右派”。听她说了这些以后，我告诉她出身是自己没法选择的，家庭老人问题不应该影响到个人。她的真诚随和、落落大方，都给我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同时我感觉到在她稳重的动作中包藏着一种力量，预感能做到有难同当，所以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岳父，开始当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