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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时候的政策就开始“左”了。
一是粮食申报，农民自己说了不算。本来家中只有200斤余粮，硬说你家有1000斤，不承认就说你落后，给你扣帽子。在这种情势威逼之下，不少人家只好打肿脸充胖子，卖“过头粮”。我们家也卖了不少“过头粮”——我们家以前自耕自食时，粮食就不够吃，再来一个卖“过头粮”的政治任务，老老小小十几张嘴怎么受得了？因此，那阵就开始听到不少怪话、牢骚。“这是怎么回事？还不让人吃饭了？”“区里的陈大秘书，怎么跟‘活阎王’似的？”等等。
实在没有办法了，穷人只好想穷辙。除了挖野菜之外，就是想法挣几个钱到市场买黑市粮。所幸我们家还种了几亩棉花——那是我们家惟一的“经济作物”，收获下来可以换几个钱。
每逢秋天收棉花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充满希望的时候，也是我最忙碌的时候。我一下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地里帮大人摘棉花，几亩地的棉花摘得干干净净，卖到供销社换回一些现钱——这可怜的一点现金是决不能奢望给妹妹扯上几尺花布或给我添点文具的，几乎是统统买了用于糊口救命的粮食。
当时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但实际上，地方上的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为了创“政绩”，其实是在强制农民卖掉所有的粮食。在执行过程中，不免有粗暴方式对付农民的情况出现，区政府的那个陈秘书威风凛凛，大人吓唬小孩动辄说：“别哭！陈秘书来了！”小孩居然乖乖的不敢再哭，区区一个秘书就如此威风，其他的大官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的二妹就是在这个时候死去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目睹亲人的去世。
可怜的二妹那一年只有5岁，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可老是病病歪歪的。回想起来，就是生活太艰苦。开始她得了风寒，总是咳嗽，我和母亲、奶奶干活，她在一边跟着玩，不时地咳嗽着，一会儿叫“我饿了”，“我想吃一点高粱面饼”，并用小手比划成一个铜钱大的圆圈。可是当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除了吃饭时才有干粮，吃完了饭什么都吃光了，她仅要那一点饼也没有满足她。她的病越来越厉害，家里没有一个钱给她看病吃药，眼睁睁地看着她越来越虚弱。这件事让我痛苦不已，每每想起就会掉眼泪。穷人家的命贱，我从小也是多病多灾，但记忆中从未吃过一片药、看过一次郎中，都是靠自己硬“挺”过难关的。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小妹这回是真的挺不过去了。
那两天，老听小妹在屋里不住地咳嗽，咳得让人揪心，我和母亲面面相觑，竟毫无办法可想。
我坐在妹妹躺着的炕沿上，妹妹气喘吁吁，不住地咳，我这个当哥哥的看着她那副样子，又心疼又心焦，急得抓耳挠腮，只恨老天爷为什么不让我替她生了这场病！
“哥啊……”小妹开始气息微弱地说话了。
“二妹，有啥事？”我说。
二妹抬起胳膊，艰难地比划着：“我……我现在就想……就想吃那么一点小块高粱饼，就这么一点，行不行？”
天哪！小妹，你怎么会饿成这样呢？
她病成这副模样，居然也知道不好意思提更高的要求，天真地央求哥哥满足“就吃这么一点”的可怜愿望！那个穷困的年代，别说“剩饭”是一个奢侈的概念，连瓮里有没有粮食，也是一个未知数。我也不知道当时怎样给妹妹解决的吃食，我只记得我推着一个碾子轧着高粱，脑子里只想着：快，快！快轧点高粱面吧，好让妹妹尽早吃上一口菽面饼……
二妹不行了！邻里大婶说：“他娘，你快来抱抱这孩子吧！”
母亲在女儿即将告别人世时，做了一个动作：她一下子把奄奄一息的二妹抱在怀里，我不曾记得母亲抱过二妹，当母亲将二妹死死地抱在怀里时，她的动作在我看上去甚至有几分别扭。
缺乏温暖的二妹就是这样离开了人世……
一口薄薄的小棺材把小妹送出了院门，按照老家的迷信，家里的男孩子是不能跟死者打照面的（因为死者的魂会把男孩的魂勾走）。我只能面对墙壁低声地哀哭，一个名叫“死”的事物，割断了我与二妹的手足之情，然而我居然不能看她最后一眼。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5）
大百尺村剧团的悲剧
陈云同志曾说过这样的话：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左倾路线最大的危害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作为亲历那段历史的劳作在生产第一线的人，作为一个见证了从合作化到大跃进的新中国第一代青年，我对陈云同志的话是深有同感的。
在我沉重而凄凉的少年记忆中，从小妹的死到家境的一天天艰难，不愉快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桩接着一桩，然而最能反映出大百尺村萧条、破败的代表性事件，是村剧团的解散。
我之所以特别抒笔写到大百尺村的剧团，不仅是因为它给我的少年时光带来了少有的欢乐。更重要的是想反映一种过左的、强横的政策是怎样剥夺了人们的欢乐的，这是这个时代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新中国，艳阳天，理应是万象更新，理应让年轻的一代在阳光雨露下编织美丽的梦想。然而，在合作化的时代大潮下，却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被过头的“统购统销”等过左路线的干扰，百姓的口粮日期紧张，村里的百姓们无力供养一群灵活生动的演员，剧团终于作鸟兽散。大人们发牢骚说：“这是咋搞的，怎么连剧团都留不住？”这句话是很值得思索和玩味的。
大百尺村的不同凡响之处，不仅在于它地处交通要冲，是蠡县的重要集镇，也不在于它有多么神奇的人文风景（奶奶山不过是一座俗不可耐的大土堆罢了），而在于它拥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百尺剧团。
我至今认为，大百尺村之所以有不同于一般乡野的灵秀之气，就在于拥有了这么一个剧团。这个剧团的许多角儿，后来在天津、保定成为名角，可见大百尺村的人物风流、风俗俊秀。
从民国时起到解放后一段历史时期，淳朴、勤劳、善良的大百尺村百姓不仅养育着一方水土，而且还养育了一个给他们带来欢乐的优秀剧团。这个剧团兼演京剧、评剧和河北梆子，老百姓虽然过得不易，但还是懂得文化生活的重要性的，在我记忆中，每逢春节，每个村都要搞演戏比赛。每家每户出粮出钱供着剧团——光从这一点来看大百尺村的乡亲们确实见解不俗，我甚至觉得这是我们老家骄傲的活动。
每逢年节和赶大集的时候，村头戏台的锣鼓喧响，我们就知道：乡村最热闹、快乐的一天开始了。
我无意粉饰当年乡镇上的祥和太平光景，但用辛弃疾的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来形容乡村演大戏时的温馨和美丽时光，真是一点都不夸张。在那个生活匮乏的时代，我能留存下来的最动人、最快乐、最幸福的印象，就是当年村剧团演戏的热闹场面。
五颜六色的戏装、令人眼花缭乱的脸谱、精彩纷呈的唱念做打……大百尺村剧团的一幕幕好戏，给这个贫瘠的市镇带来的欢乐和勃勃的生机，让我终生难忘。演戏时，场院上挤满了嘻嘻哈哈的观众，各种吃食小摊也在吆喝生意，卖糖炒栗子的、卖馅饼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散布着丰收的甜丝丝的香味。台上火烛通明，锣鼓震天，九龄童的一连串跟头更是博得众人的阵阵喝彩。我认为：鲁迅小说中意境最优美的一篇是《社戏》，而大百尺村当年的戏场，虽然没有鲁迅笔下的清幽深远，但也洋溢着祥和喜气，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农家乐，但给我们这些孩子带来了最初的艺术陶冶和快乐。
这个剧团平时吃住在大百尺村，不仅在村里演出，而且经常被邀请去邻近的村镇演戏，我至今都怀念这个剧团。别看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剧团，能演戏的可不少，团里也有许多名角，武生是谁，小旦是谁，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在我们眼里，这个剧团顶了不起的一点是，能上演一幕幕的“大戏”，鼎盛时居然能演整本《呼延庆打擂》。至于为什么一个乡村剧团能演《呼延庆打擂》这样的大戏，这跟团里的一个外来名角九龄童有关。
我也记不得九龄童是什么来历。有人说他是从石家庄来的，还有人说他从别处什么地方来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天才的演员，我们村从老到小都佩服他，还有不少女孩子爱慕着他。九龄童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我们大百尺村剧团的，他从外地来大百尺村寻找一个师弟，正值过春节，演出活动不断。九龄童一高兴，也跟着上台演出了，扮的是关云长，行话叫“红头戏”。哎呀，那个扮相漂亮、演技精湛，看的人纷纷叫绝。九龄童演完关云长，麻烦来了：村里人不让他走了。“不行，九龄童，你不能走！就给我们村剧团当教练吧！”九龄童也好说话：“行，我教你们一出戏，就能保证你们吃喝不愁！”
他教的是什么戏呢？就是选材于杨家将故事里的《呼延庆打擂》。单是这部戏，就能唱上一个月，九龄童说：“你们学会了这出《呼延庆打擂》，别说在村里演了，到附近各县‘卖关子’（行话：指卖艺）也能让你们挣不少外快，你们也不用光靠村里乡亲们凑的粮食养活了。”听到九龄童的话，大伙怎能不高兴？就这样，一出热热闹闹的大戏《呼延庆打擂》就在我们村开排了。
我也是个戏迷，白天上学，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