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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宗之横暴一时，为秦世祯的前任张慎雷访拿杖毙。周虽武断乡曲，而寓所大门春联居然大书“曲巷幽人宅，高门大士家”。有人为之作歌，形容尽致。首言豪奢：
城南曲巷宗之宅，大士高门自标额。华堂丽宇初构成，粉壁磨砖净如拭。侧闻其内加精妍，洞房绮疏屈曲连。朝恩室中鱼藻洞，格天阁上簇花毡。百凡器皿皆精绝，花梨梓椅来滇粤。锦帐一床六十金，他物称奇何须说。前列优俳后罗绮，食客平原无愧矣！
次言得势：
势能炙手气薰天，忘却由来吏委琐。嗟嗟小吏何能为，泥沙漏安从来？考课不明诠选杂，前后作令皆惊骀。钱谷讼狱懵无识，上下其手听出入。哆口嚼民如寇雠，官取其十吏取百。满堂知县人哄传，宗之相公阁老权，片言能合宰公意，只字可发官帑钱。涂脂衅膏曾未已，御史风雷申法纪。窗户青黄犹带温，主人骨肉飞红雨。
末言人亡家破，深致感慨：
廷中呼暴渐无闻，室内丁丁才住声。斥卖屋居偿帑值，两妻削发投空门。人言宅兆凶有由，前伤沈胥今损周。骤然兴废同一辙，官府估价何人酬？吾谓此言犹耳食，人凶宅兆何由吉？鞭挞民髓供藻饰，筑愁府怨居安得？伏阙难留直指公，长悬秦镜照吴中。神奸敛迹吏道肃，比屋城南尽可封，曲巷之宅谁云凶？
“比屋城南尽可封”，可见猾蠹之吏之多。吴中赋税特重，相传为明太祖报复吴人支持张士诚之故，其实乃裁抑富民，使之不致作乱。如沈万三的故事，用意亦在抑制豪强，以安国本。但三吴膏腴甲天下，赋税特重，天然合乎现代所得税累进的精神。只是成祖北迁，对南方自然而然形成财政加紧、政治放松的政策，因而江南绅权特重。猾吏勾结操纵，以绅御官，以官迫民，乃有如上的大憝出现。
柏台名官清初名官—李森先（3）
《研堂见闻杂记》接叙李森先杀王紫稼事：
李公廉得之，杖数十，肉溃烂，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有奸僧者以“吃菜事魔”之术，煽致良民，居天平山中，前后奸淫无算。今微行至其所，尽得其状，立收之，亦杖数十，同子相对枷死。当时子所演“会真”红娘，人人叹绝。其时以奸僧对之，宛然法聪，人见之者，无不绝倒。
按：“吃菜事魔”者邪教之一种，不知何方神道，终归汤斌所扫荡的淫祀之一而已。奸僧法名三折，或作三遮，事迹虽不详，但清初类此者甚多。明亡以后，遗民志士，或隐于岩壑，或隐于市，遁入空门者尤表表可征。梅村诗集中与方外酬唱之诗甚多，泰半为旧时相知。因为如此，清初对佛门特致一番尊敬，而奸僧遂得藉以为奸。如石濂事：
东南各省与欧洲通商自粤始，其奏许通洋舶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贸易者，则在康熙中两广总督吴留村兴祚，而吴未督粤前石濂已私与洋舶通贸易，故粤之通商石濂为之魁。
石濂名大汕，本苏人徐氏子，幼无行，为画师沈朗倩外嬖。沈以画名于一时，石濂亦师其技，龚芝麓一见大激赏之，遂弃沈而从龚，后转入粤，自称浪觉师，居粤西门外长寿院。不发，不诵经，室中不置钟磐缸钵，好大言，专结纳。又尝至安南走交趾，以祈雨立验眩其国人，大书榜揭于市，曰出卖风云雪雨，于是募资修长寿院，粤人安南人辇金助之。
院成穷极土木，结构壮丽，梁上书大越国建造字，以歆安南人，所行益不检，明僮妖娼相征逐，其所以媚事诸贵人者一以多金，一以擅作秘戏图，寝乃与外舶通，遣其徒众运售货物于海外，名闻京师，虽王公贵族亦无不称石濂，尝占飞来寺田七千亩，寺僧咸不敢与之讼。
大汕善画人物，曾为陈其年画“填词图”，款作“岁在戊午闰三月廿四日为其翁维摩传神”，自署曰“释汕”。字作隶书，颇可观。
但黄秋岳以为大汕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花随人圣庵摭忆》又记：
石濂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之，于是谋与诸名士游，窃其所作攘为己有，不得者饵以金，无何《离六堂集》刻成，为揄扬者谓为唐之贯休齐己，宋之参寥蜜殊，复见于今。
又自念为僧必富通梵夹禅悦，乃请人著一书，言五灯会元之误，一时名士乐为代笔，盖酬金较丰于鬻文，当时屈翁山梁药亭皆与石濂交，故《离六堂集》多窜入翁山诗，后翁山与石濂相交，致书诘其偷诗，又作花怪篇丑诋之。
按：花怪篇旧刻翁山文尚载之，则可见石濂之狂妄，石濂亦取翁山军中草，谓其中有违碍，将以出首，翁山怒，始与绝，不数年石濂卒，为名山所劾治，发难者潘稼堂也。
初潘通籍后，久闻石濂名，晚岁游粤，姑往拜之，瞰其虚实，石濂不知潘之名，相见殊落落，不以时答谒，稼堂怫然，以书斥之，石濂倔强不相下。潘遂举石濂少时无行及私通洋舶与一切交通隐秘事，又摘所刻五灯会元正误之悖谬语，作《救狂砭语》一卷刻而播之。
又两致书盛相折辱，石濂昧昧仍不礼，后纳人言谓刻书在于索诈，稼堂既去粤，归途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以救狂砭语赠吴，面数石濂之过恶，吴纳之，甫莅官即亲诣长寿院逮治，院中钟表象牙以暨鸦片之属堆积如山，优伎列屋内，以禅房为窟穴，一时皆籍没入官，留村将置石濂于重典，而营救者众，卒减轻其罪，递解还吴，下狱终其身。
柏台名官清初名官—李森先（4）
黄秋岳论艺文、谈故事，以精审著称，此记则失考而偏颇，殊有未谛。如谓潘稼堂归途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必无之事。吴留村名兴祚，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负贩辽东，后入礼亲王代善幕府。代善领正红旗，吴执忠因转于正红旗汉军。吴兴祚以贡生授萍乡知县，有治行，晓智略，康熙十七年即任闽抚，二十年擢粤督，二十八年二月去任，从未任广东按察使。大汕被捕，事在康熙四十三年，而吴兴祚已殁于七年前，两者渺不相关。
大汕事，邓石如《清诗纪事》中所记，较黄记为详实。邓石如藏有顺治、康熙时人诗文集七百种，较之当时有名藏家，如南浔刘氏、嘉叶堂等所收，自谓“大约绝无仅有者五六十种，可遇而不可求者五倍之”，足征名贵。
邓氏藏书极有用处，可发历史大公案之覆者，如所藏《皇清通志纲要》手钞本，为圣祖第八子胤独子弘旺所撰。透露皇十四子原名胤祯，即雍正接任后，避御名胤之讳，所改之名。而当时诏谕称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王”，证明胤祯在康熙时即已封为“恂郡王”。凡此种种惊人的记录，不独可以认定皇十四子确为圣祖所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而相传隆科多改圣祖朱谕“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亦信而有征。
原来皇四子名胤，“传位十四子胤祯”，改为“传位‘于’四子胤‘’”，添加笔画，固甚容易。雍正后来以避音讳为名，改皇十四子之名胤祯为胤“”。复以御名避讳应增减笔画，乃改为祯，既夺同母胞弟之位，复夺其名，用心奸巧，无与伦比。
雍正为灭夺位之迹，修改实录、大收禁书，历乾隆数十年而未已，乃天壤间竟尚有其书，康熙崩于畅春园之日之真相，不可谓冥冥中并无公道。可惜邓石如虽存此钞本，竟未印行，自红卫兵造反，大陆文物，空前浩劫，此一钞本不知犹在人间否？
邓石如作《清诗纪事》，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言必有据，其记大汕云：
释大汕，字石濂，吴人。曾灿以为九江，沈德潜以为嘉兴，皆非。本姓徐，或金或龚，则托言也。康熙初，主广州长寿庵，夺飞来寺为下院，岁收租七千余石。下海兴贩，益称富厚。工诗及画，有巧思，制器精美。喜结纳名士，尝为吴绮身后刻集，与屈大均龃龉，大均作《花怪说》诋之，事在康熙三十年辛未。
后与潘耒交哄，耒作书责其妄。并致书粤中当事，及梁佩兰，毒骂大汕甚厉，刻为《救狂砭语》，大汕以为讹诈，亦刊布《惜蛾草》以相抵拦，事在己卯庚辰间。
后大汕为按察使许嗣兴擒治，押发出境，至赣州，止于山寺，皈依者众，为巡抚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中，则甲申乙酉间事。据此集楼居漫兴诗，有“七十披缁老”语，殁年当七十以上矣。所著《离六堂集》十二卷刻于辛未，削大均所作序，凡与大均投赠之作，亦去其目，绝交后所为也。
与大汕交谊不终者，不独屈翁山、潘稼堂，尚有王渔洋。《中华艺林丛论》收不署著者姓名文一篇，题为《大汕和尚与王渔洋》：
王渔洋奉命到广州来祭南海神，到广州后，常与梁药亭、陈独漉游长寿寺。这时长寿寺在大汕的经营下，已成为广州名胜之区，具池泊园林宫室之胜。渔洋在《广州游览小志》里，曾大赞大汕“营造有巧思”，且手写楹联赠大汕，苏文曰：“红楼映海三更日，石涧通江两度朝。”
时适朱竹坨、徐菊庄、潘次耕诸人，先后到粤，渔洋不止一次在长寿寺设宴，为文酒之会。渔洋与大汕的感情，亦于这时候最为亲密。渔洋在游览小志中，也屡次提及大汕，并称之为“能诗善画”，颇致推许。
可是，渔洋离粤北归后，突然对大汕憎恶起来了。他在《香祖笔记》卷九中，再提到大汕时，竟是这样写着：“近吴湖州园次游广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抚将军诸监司之门，一日向吴自道酬应杂之苦，吴笑应之曰：‘何不出了家？’座上客皆大噱。”
柏台名官—李森先清初名官—李森先（5）
“吴湖州园次”者吴绮，字次，顺治年间奉诏撰《椒山乐府》，即以杨继盛（椒山）之官官之，由中书擢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时人所谓“曲子得官”，为唐宋以来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