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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上谕中，最可注意的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素不相合”，以及“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两语。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亦皆为年羹尧的同年，年羹尧一向尊重史贻直。有一次雍正问史：“你是否年羹尧所荐？”史贻直答说：“荐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以奏对得体，为雍正颇所欣赏，值南书房。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抚伊都望参年羹尧兼管河东盐务时，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民，隐占盐窝”，派史贻直往查，据实奏复，证明他并非年党，所以亦为雍正朝始终信任不减的汉大臣之一。
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同值南书房，而素不相合，或许为雍正操纵的手段，但造成不合之故，当是因为对年羹尧的态度不同。年固有取死之道，但他本人的责任，只有三分之一；雍正纵容年羹尧骄恣不法，形如陷阱占三分之一；误会又占三分之一。在史贻直看，张廷玉应该奏谏疏导，不该推波助澜逢君之恶。这个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乾隆对雍正初年由夺位而引起的一连串纠纷，痛心疾首，力为斡旋，而在雍正朝逢迎帝意的内外臣工，恶感颇深。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云：
世宗承统一案，年羹尧、隆科多之关系既明，世宗与年、隆之决裂，自在国史及故宫已刊各档，无庸悉数。惟此事真相，希世宗之指而推鞫成谳者，实为广西巡抚金。有此成谳，而后有《大义觉迷录》之颁行，天下乃窥见其秘。在世宗自谓得此宣传可以移夺人意；及高宗则深恨宣传之功，适得其反。一嗣位即不恤世宗有子孙永不许翻案之谕，首诛曾静、张熙，毁禁《大义觉迷录》，又怒金之多事，不若王国栋辈之模棱，反而掩此家丑。于是故挑金过失，又出情理之外。
金为能员，亦为廉吏。乾隆找他的麻烦而无所得，只有不用。对于张廷玉，乾隆的态度，多少跟对金是一样的。孟先生又说：
考世宗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己丑崩，高宗于柩前即位，至十月初八癸酉，即将阿其纳塞思黑子孙摒除宗牒一事，谓缘诸王大臣再三固请，非皇考本意，着廷臣议奏。同日翻曾静案谕云：“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宥宽。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于法外，亦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着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露。其嫡属交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十九日甲申谕：“《大义觉迷录》着照徐本所请，停其讲解。其颁发原书，着该督抚汇送礼部，候朕再降谕旨。”
十二月十九日甲申：“曾静张熙伏法，”乃结《大义觉迷录》一案。此书遂更成禁毁之物，今所见者又成较罕见之秘籍矣。其间屡赦宥康熙诸皇子之在者，或其子孙，颇为世宗补过。
侍御—谢振定御史巡城—谢振定（8）
曾静遣徒张熙投书岳钟琪，劝岳反清一案，为有清著名的文字狱。会谳王大臣议奏，曾静、张熙凌迟，嫡系亲属男子十五岁以上皆斩，而奉旨特赦曾静、张熙。反而是同案中被牵连的吕留良弟子严鸿达、沈在宽等，本身尸或凌迟，子孙遣戍，妇女入宫，处置极悖情理。而据雍正自言，所以赦曾静的惟一原因是，曾静所投“逆书”，指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款罪状，恰好给了他一个辩白的机会。在雍正六年十一月以后，迭有上咏，反复自辩。后来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奉旨通饬各省各县，每逢朔望在学宫与《圣谕广训》，同为士子讲解。《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动辄数千言，相信亦为张廷玉承旨而作。雍正御制文有云：
朕侍皇考圣祖仁皇帝数十年，时时只聆圣训，今观臣工记载者舛错疏漏之处甚多。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舛。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盖记载一事，良非易易，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惧，是以诸臣欲记朕论者，朕皆令缮写进呈之后方许存稿，恐其失实以传讹也。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了，凡是雍正主动要发布的上谕，尤其是情节曲折，要在幽微之处能说服人的文章，自然非具有第一等驾驭文字能力者不办。但“吉人之词寡”，雍正夺位，以及其对兄弟的残酷，伤天害理，一望而知。独对曾静如此丑诋，反赦其罪，且特别宣示：“曾静等是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两相对照，何厚于狱囚，而薄于骨肉？所以越是写得详细，自以为滔滔雄辩，越令人齿冷。真所谓越描越黑。在乾隆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张廷玉的忠爱，不免姑息，惟命是从一奴才而已。既非犯颜直谏的骨鲠之士，亦非正色立朝的大臣，从心底轻视其人。这一层，是张廷玉所想不到的，以致行事动乖上意。在下一年皇长子定亲王丧，初祭甫过，便欲动身，因此又碰了个大钉子，上谕责备他说：
上年朕许伊休致回籍，伊即请面见，奏请恐身后不获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为券。朕以皇考遗诏已定，伊又无大过，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请，并赐诗为券。夫其汲汲如此者，直由于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对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谢恩，并不躬亲，经廷臣议处，朕仍加恩，宽留原职，并仍准其配享，且于陛辞之日，赐赍优渥，并令于其动身时，仍派大臣侍卫往送。伊遂心满意足，急思旋里。适遇定亲王皇长子之丧，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为尚有人心者乎？
张廷玉教乾隆读过书，此即诗中所谓“况复芸窗借琢磨”，而上谕则谓“曾侍朕讲读”，不承认张廷玉是师傅。乾隆自视天资超绝，一向不大尊重业师。至于张廷玉为“定亲王师傅”，传中无考。皇子读书在“上书房”，与“南书房”一东一西，皆在乾清宫对面，差使有“上书房行走”，即充皇子师傅之意。张廷玉一直是在南书房行走，不知何时曾授定亲王读？
按：定亲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高宗南巡回跸，孝贤纯皇后崩于德州，永璜迎丧，礼节多疏，为高宗痛责。张廷玉既为定王师傅，则其“不知礼”，自然师傅亦有过失。此亦很可能是乾隆对张廷玉不满的原因之一。
永璜薨于十五年三月，乾隆对长子之殁，一改十三年切责的态度，仪典甚优，礼部奏请辍朝三日，改五日，初祭亲临奠酒。初祭在成服之后，丧服未除，亟亟告归，无怪乾隆大为不满，借此切责，提到不准他回籍的缘故，别有言外之意。上谕中说：
朕从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实朕之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而伊转以此怏怏。及至许其原官致仕，许其配享，则此外更无可希冀，无可留恋，惟以归田为得计矣。前于养心殿召对，奏称太庙配享一节，臣即赴汤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则甘于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谊，则一切置之不顾，有是情理乎？
乾隆在前面几次上谕中，一再表示，不过将张廷玉视作“鼎彝古器”而已。此谕忽又言“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似乎前言不符后语，而实为暗示。因为此谕前面提到，世宗对张廷玉“不独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明言张廷玉曾参与最高机密，助世宗翦除异己，稳定政权。乾隆并不需要张廷玉这些帮助，但仍以“股肱心膂视之”，而“不即令其回籍者”，无异明告张廷玉，不放心他怀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归籍。
又上谕中一再指责张廷玉“信朕不及”，亦等于在说：“你信不过我，我也信不过你。”此暗寓深意，张廷玉应该心照不宣，而一再忽略，使得乾隆疑心他有所挟持，恶感愈深，终于作了极犀利的诘责。
他说，刘伯温当年是明太祖的从龙之臣，配享太庙尚不免訾议。问张廷玉扪心自问，较刘伯温如何？至于魏征仆碑是他身后之事，张廷玉则不必身后，此刻便当有自知之明，折中定论。乾隆自道：“朕岂肯为唐太宗所为？”意思即是不必等他将来将张廷玉撤出配享，此刻自己见机为妙。
最后发下一张配享太庙各臣的名单，让张廷玉自己回奏，他应不应该配享？又说：“回奏到日，令大学士九卿等定议具奏。”
这一下张廷玉大梦方醒，知道大糟特糟，求荣反辱，已不可免。倘不见机，则不仅受辱，且有家门之祸，于是具疏请罪：
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惶惧难安。复蒙示配享诸臣名单，臣捧诵再三，惭悚无地。念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况臣年衰识瞀，衍咎日滋世宗宪皇帝在天之灵，鉴臣如此负恩，必加严谴，岂容更侍庙廷？
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廷臣集议，不应配享。又以张廷玉种种负恩，应革去大学士。上谕宽免。张廷玉乃得于乾隆十五年以大学士致仕，回桐城养老。
匿丧赶考御史—储磷趾四川学政—朱荃（1）
储麟趾
附记：朱荃
张廷玉回籍，在乾隆十五年三月。家居未及半年，又出了一件祸事。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赶考”，为御史储磷趾所参。八月间有上谕，兹分段引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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