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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后撤？后撤来得及吗？”段德昌问。
“没有子弹能打吗？”作战参谋不解，反问道。
“会打仗，没有子弹也行！”段德昌命令全体士兵退出子弹，上刺刀，迅速埋伏到大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只留小股部队迎敌。
小股部队与敌接触，自然抵挡不住，调头就逃，引来敌人进入伏击圈。段德昌一声令下，红军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庄稼地里踊出，将敌人截为数段，干净彻底地予以全歼，一举收复朱河。
此后，新六军接连占领柳关、瞿家湾、峰口、周老嘴、新沟等重镇，基本恢复江北苏区，中共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及其他领导机关北迁到瞿家湾，瞿家湾成为洪湖根据地新的中心。
——1931年4月中旬，敌新三旅集结一、三团，分两路合围周老嘴，寻找新六军作战。在讨论作战计划时，大多数人都主张避敌锋芒，因为新六军还没有消灭过整团的正规军。
“没有消灭整团的敌人，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战机。好的战机就是敌人的麻痹心理。他们以为我们会等着挨打或者会先行躲开，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段德昌说服大家后，于20日半夜带领部队从周老嘴出发，主动向余家埠迎击，在东港口及四家湖遭遇敌第一团。果然如段德昌所料，敌第一团既不放警戒哨，也没有保持战斗队形，而是排着四路纵队行军，被红军一顿猛揍便乱了阵脚，结果悉数被歼。段德昌留小部队收拾战场，又率主力向北进军，击溃敌第三团大部。这次战斗共歼敌五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五百余支。敌旅长徐德佐只身逃回武汉，新三旅完全丧失战斗力。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段德昌就拉起一支部队，独立承担了保卫苏区的任务。这支几乎是在伤员和失散部队基础上创建的新六军，打出了军威，其名声甚至超过了游荡于边远山区的红二军团。武汉国民党报纸发出阵阵惊呼：“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东山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支，一再败北。”
围攻洪湖苏区的国民党部队惊怖于新三旅遭挫，不敢冒进，纷纷转入守势。1931年5月，两广爆发反蒋事件，“围剿”苏区的敌四十八师等部相继撤出洪湖，红军乘势发起反攻，收复江北全部、江南大部，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段德昌用胜利实现了军令状。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发展到五千余人。而与此同时，红二军团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屡遭挫折，部队损失近一半，最后被迫缩编为红三军（下辖七、八两师），全军仅剩五千三百余人。
数字为段德昌与邓中夏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段德昌忠实地执行湘鄂西省委决议，开辟襄北新区，拯救面临解体的红三军，犒赏他的竟是“违犯纪律”的罪名和撤职、警告的处分。江南失守，责任在谁？根据地领导层强烈批评夏曦争功诿过。贺龙指着夏曦的鼻子问：“你到根据地来，哪一件事对得起人？”
许多湘鄂西老红军都把夏曦看作“灾星”，认为他是造成根据地最终丧失的“罪魁祸首”。但是，在一开始，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多数干部都以真诚的态度迎接这位“中央代表”。
夏曦，字蔓白，湖南益阳人氏，在党内也算资格较老的早期活动家。早年加入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3月，王明等人为推行“左”倾路线，分别派代表团和“中央代表”到各大苏区改造领导机关。夏曦奉命来到洪湖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到洪湖后，所有工作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惟有一件事始终令他愁眉紧锁，这就是红三军拒绝分局指令，坚决不返回洪湖苏区。
1931年4月，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第一封指示信，宣布：“兹遵照中央决定，撤销邓中夏同志各种职务，并派唐赤英同志去代理政委工作，全军同志应在云卿、赤英两同志领导之下，坚决执行中央及中央分局的指示，彻底改变红二军团（即红三军）的政治路线” 。指示信还要求红三军迅速从五峰、鹤峰东下洪湖。
5月，夏曦连续几次派人赶往军中，责令邓中夏立即班师，如果违犯命令，将开除其党籍。
6月，夏曦专门致信贺龙，把督令主力回师的希望寄托在老朋友身上：
云卿：
上海一别。又有两年。你在湘西的奋斗，我每每闻之兴奋。在3月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替中夏同志职务。哪知到了洪湖，离你的部队有千里之远，本想前来，但因此间工作还没有整顿妥当。前次派人到你那里来，尚未打通联系，真是十分遗憾。现在军阀战争爆发，革命大有发展。亟盼你率队回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按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这是中国革命所加于你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光荣胜利的前途。我坚信你一定能担负这个伟大的使命。
从3月到7月，送出的信，派出去的人，如同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绝望之中，夏曦想到派一位能力强、威望高、对红三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干部前往执行“劝驾”的任务。放眼苏区，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惟有段德昌一人而已。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5节 忠而被谤
1931年7月，国民党集结二三十个团对洪湖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适于此时，长江发生全流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整个苏区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苏区群众有近百万群众流离失所，红军给养十分困难。湘鄂西军委主席团开会讨论南下与北上两个方案。
段德昌主张北上，他的理由是：红九师南下过江，必须攻克并巩固调关和焦山河两个渡江据点，否则遇到敌军压迫，就无法返回江北，只有走红三军的老路，向湘鄂边转移，苏区将再次出现兵力空虚的现象。如果红九师向北挺进，攻打荆门沙洋之敌，渡襄河占天门，一则可以开辟襄北苏区，解决给养问题，二则可以就近向鄂北靠拢，争取将红三军接回洪湖。
夏曦闻言大喜，亲自找段德昌谈话：“省军委同意你的建议，立即整顿队伍向襄北进发，一边开辟新区，一边打听红三军的消息，一定要将他们接回洪湖。”
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决定留红二十五团巩固后方，派红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等襄北地区发展。3日，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和军委召开联席会议，考虑到红九师北上很可能与红三军取得联系，遂作出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任三军政委。”
经过短暂休整，8月10日，段德昌、万涛带领九师二十六团和教导营北进，协助红二十五团占领潜江，然后趁夜袭击沙洋镇，消灭敌新编第三旅第二团和旅部特务营，击毙敌旅长徐德佐以下大批官兵。至此，主要担任襄北“剿匪”任务的国民党新三旅全部被歼。
沙洋战斗后，段德昌用缴获的精良装备组建了第二十七团。接着，向荆门挺进。同时派出多股侦察分队，远伸至鄂西北一带，希望能够传递接应信息。
他的苦心终于被贺龙获悉。
9月中旬，红三军在房县青峰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三军将领听说段德昌率部沿襄河北上，前来接应他们，高兴地嗷嗷直叫，要求南下会师。
邓中夏思想上转不过弯来，问：“如果红九师接不到，新开辟的均（县）房（县）苏区又失陷了，怎么办？谁负这个责？”
“我负这个责。”贺龙对邓中夏顶着中央的命令不办早就有意见，说话也硬：“坚决去碰红九师，在刘猴集碰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潜江。实在找不到，均房苏区又失陷了，我们再恢复也不迟。”
在贺龙与邓中夏争论时，战士们按捺不住，动手在墙上写标语：“长胡子要上山，短胡子要下湖。我们跟短胡子走。”
邓中夏、贺龙都留胡须。邓中夏一髯长须，垂至胸部；贺龙短须浓密，煞是漂亮。邓中夏走出指挥部，看到标语，知道军心所向，不再说什么。
9月28日，红三军七、八两师与红九师会合于荆门刘猴集（现属宜城）。次日，部队召开团长以上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
在会上，邓中夏对段德昌说：“洪湖苏区被摧残，红二军团被削弱，都应由我负责。”他在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满怀愧疚地写道：“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希望党给我以深刻的纠正和教育。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能接受。” 不久，邓中夏便离开部队，返回上海，两年后被国民党逮捕，遇害于南京雨花台，终年三十九岁。
对于邓中夏，贺龙作过一段客观的评价：“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好的。”
会师后，红九师归还三军建制。10月上旬，红三军返回潜江。
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段德昌、万涛顺利完成了开辟新区和接应主力两大任务，迎接他们的应当是鲜花和笑容。但是，他们得到的犒赏却是处分。
问题出在江南失守上。
原来，红九师进击鄂北期间，江南苏区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下，除石首七区外，几乎全部失守。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