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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曾中生的围攻在6月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到会者数十人，均是根据地高级干部。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说话很慢，脸上从来看不出春夏秋冬，只能从内容中看出其用意之深。
“从表面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一些同志信任，实质上党、苏维埃及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和反革命的大活动。”
他的话引起骚动，会场传来激愤的议论声。
“有的同志可能会不以为然，这是思想觉悟不高的表现。”张国焘继续说：“不错，三中全会后，曾中生同志来到苏区，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主要是对付敌人的“围剿”取得了一些成绩。其次是未经斗争的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但是，他对当时的党和红军没有进行政治斗争，却盛行一些无原则的私人意气斗争，采取了一种家长制度下的调和手段，对内实行向群众借粮借钱，因此放松了阶级敌人，对外优容对白区群众的掳掠行为。”
对于张国焘的无理指责，曾中生列举事实一一进行驳斥。
随后，根据地领导人也表示对曾中生的支持。
蔡升熙委婉地说：“我们党实行集体领导，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也不是曾中生一人的过失，我也有责任。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的危急情况恐怕现在能够体会的人并不多。”
许继慎尖锐地指出：“要说尊敬人，团结人，曾中生同志算是做得好的，不像有人动辄训人。要说他有家长作风，简直是笑话！”
“曾中生同志当书记时大家都敢说话，写文章。可是现在就不同了。”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举例说：“我写一篇关于工会的文章，结果戴上极端右倾的帽子，现在搞得谁也不敢做文章，因为做文章受打击。”
许多基层负责干部纷纷发言：“中央分局督促太严，批评太过。像曾中生这样有水平的大知识分子都被批得一无是处，普通党员以后怎么还敢讲话、做事。”
面对众口一辞的不平之声，张国焘没有硬顶，而是动员沈泽民、陈昌浩反击。
沈泽民是茅盾（沈雁冰）的弟弟，曾任中央宣传部长，长于理论宣传，肚子里的书本知识一套一套的，可惜就是没有实践经验。他已经内定为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发言上纲上线，列举出曾中生的三条罪状：第一，鄂豫皖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时，对中央批评鄂豫皖红军曾受失败公开表示不同意，发展下去有走上取消四中全会决议的倾向；第二，在鄂豫皖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没有对自己采取的调和路线与边区实际工作进行检讨；第三，抱着出击长江的战略不放，其所犯错误不是立三残余的问题，而是标准的立三路线。
陈昌浩系湖北汉川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归国，到苏区担任青年团书记。他年仅二十五岁，有能力，有魄力，年轻气盛，一向惟张国焘马首是瞻。他强调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是“无情斗争，残酷打击”，批评曾中生过去一团和气，现在也仍然采取外交手段，对抗中央分局和国焘同志的帮助。
在沈、陈的鼓动下，部分被张国焘“中央代表”身份迷惑的同志对曾中生进行了长达两天的围攻。
扩大会议作出一系列组织决定：原鄂豫边特委负责人徐朋人因反对春耕时节平分土地被扣上“不可救药的右倾小组织分子”被开除党籍；原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因反对不切实际地提高工人工资被指责为破坏工农联盟，调往后方考察；原皖西特委书记方英因反对沈泽民的粗暴指责被说成有历史问题，中止其分局成员资格，接受调查。
对于曾中生，由于其威信太高、拥护的人太多，尤其是他深得军心，张国焘还保持克制态度。在得到曾中生保证贯彻中央路线的表态后，鄂豫皖军委决定将他派往红四军担任政治委员。
6月30日，在会议结束时，张国焘望着曾中生，敲山震虎：“今后，凡是党委成员之间发生争论，一律以书记的意见为准；工农干部犯错误，罪减三分，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
张国焘不懂军事，但这并不妨碍他发号施令。早在6月初，曾中生鉴于外线敌人暂处守势，而根据地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向分局建议主力南下，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恢复根据地，可以一举三得：解决粮食问题，恢复老区，牵制国民党准备派往中央苏区的兵力。
“什么一举三得？这是企图脱离根据地的单纯军事思想，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张国焘不加思索地否决，命令红军主力开往鄂豫交界的商城南部，消灭顾敬之反动民团。
顾敬之长期盘踞商南地区，在与共产党交锋中学会了一些游击战术，也搞“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次见红军大军压境，便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裹胁群众，一逃而空。红军用牛刀杀鸡，举巨锤砸蚊，虽有排山之力、填海之能，却无用武之地。红军所到之处，食无粮，住无房，供给发生严重困难，还经常遭到民团的袭扰。因此，在六月下旬举行的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曾中生、旷继勋、余笃山等红四军将领再次建议南下，得到与会多数人员的支持。沈泽民激烈反对，由于他对军事一窍不通，说话没有力量。张国焘也暂时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同意南下。
7月，中央根据地战事更加危急。国民党集结了三十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分三路突入根据地，朱德、毛泽东率红军主力一退再退，被压缩至根据地底部狭窄地带。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他们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支援中央红军。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7节 掌舵一人
商城余家集，一座宽敞的祠堂内，围坐着红四军全体将领。张国焘主持召开鄂豫皖军委会议，讨论具体行动部署。这已是7月上旬。
“目前红四军的当务之急是援助中央红军，我们与中央根据地远隔千里，无法实行战术配合，只能采取战略配合。”张国焘的思路还是很明确的，这番话说得中规中矩。
“所谓战略配合，我的理解就是牵制敌人的兵力，最好是能吸引或抽调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迫使敌人分兵的办法很多，最直接的就是围魏救赵，攻敌之所必救。”张国焘将精心准备的计划掏了出来：集中全部红军主力实行东征，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通过攻打大城市来调动敌人。
东征计划遭到两位军委副主席的反对。
旷继勋冷笑一声，不客气地说：“国焘同志总是指责我们存在什么‘立三路线的残余’，那么请问，这种集中主力进攻敌人大城市的计划与真正的立三路线有何差别？这样幼稚的计划张‘中央’也拿得出手？”
曾中生忍不住喟然长叹：“我素来以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惊人的胜利，没想到会提出这样的方案。孤军 远出，奔袭四百里开外的大城市，我们能有多大胜算。与其劳师袭远，不如波浪式地发展根据地，以进攻牵引敌军回援。”他坚持南下蕲黄广的计划。
会议上形成了两派意见。沈泽民、陈昌浩等支持东征方案，大多数军队将领赞同南下方案。
张国焘最后拍板：“在军委成员发生意见分歧时，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我决定了，执行东征计划。”
余家集会后不久，张国焘接到中央对曾中生、旷继勋两个报告的批复，高兴得连呼“太及时了！太及时了！”
曾中生曾于4月10日发出关于鄂豫皖边区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曾中生建议：“日后派来干部，除必要外，中央不必指定具体工作”，“同志初到苏区，必须先了解实际问题，一来就做高级指导，有不适宜的地方”，并根据实际情况以边区党代会主席团的名义调整了中央派来担任军政委的康荣生的工作。
旷继勋先后于4月给中央发去两封信，表示“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已将次肃清，请勿虑及之。”
在批复中，中央严厉驳回了曾中生的建议，以傲慢的口气写道：“中央认为，当中央派送比较高级干部赴苏区时，中央可以而且应当决定他们的具体工作，在目前工作急剧转变的紧急关头，中央这样决定尤其必需。盖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改造及加强各地党部及红军中之政治领导成分。”“中央正式回答鄂豫皖边特同志，中央对于任何问题的决定都是慎重的，将康代替余笃三工作的决定异常正确，荣生同志在政治上比较余笃三同志强过远甚。”
如果说中央对于曾中生的批复还只是就事论事的话，那么对于旷继勋的批复则是口诛笔伐。批复粗暴地指责旷继勋“根本不认识党内反对反党路线与反对不正确倾向的意义和实质”，“不认识立三路线的实质”，“继勋同志不去切实的考察苏区的一切情况，把立三路线看成是一个与实际不相联系的抽象名词，于是聊以自慰，转以慰人，高呼不必虑及鄂豫皖苏区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逐渐肃清，这种观点实有极大的危险”。
粗暴，跋扈，居高临下，不容分辩。这是王明占据统治地位后，中央领导机关的作风。
中央的批复给张国焘撑直了腰。这封信点名批评的三个人－－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正是对抗他的主要对手，也是坚持南下的军事首领。
张国焘把中央批复转发各级党部，借此打击曾中生等人的威信，同时宣布撤销旷继勋红四军军长，贬为十三师师长，原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晋升为军长，要求红四军迅速作好东征的准备。
8月初，曾中生、徐向前率红四军主力五个团向东出发，直指英山。在行军中，曾中生神色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