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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严肃地说：“项英同志，你要搞清楚，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是决策领导，不是由你项英一个人领导，也不是包揽一切。叶挺所要求的是正常行使职权，那些军事指挥权、人事安排、具体事务、作战指挥，按分工应由叶挺负责，你都给了他吗？你确信自己一定比他指挥得好吗？退一步说，如果叶挺是个党员，你就能跟他搞好团结？”
项英一时语塞。经过几天的说服，项英开始检讨自己，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周恩来还提议他们三人一起照相：“我们凭相片为证，精诚团结，毋疑毋猜。”
在叶项的联手指挥下，新四军捷报频传，声威大震，成为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武装之一。叶挺在一篇报告中写道：“汉口成立军部，军部移到南昌，再移岩寺……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整整打了两年多，大小一千二百六十五战，基本上完成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光荣任务。”（叶挺：《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
正当叶项加强交流、友谊日笃时，1939年夏，因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严重违背军令，其部下又发生严重的叛变事件，叶挺一气之下，报请战区批准枪毙了高敬亭。
这件事情给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浮上阴云。项英觉得，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得自己掌舵，他又开始把放出去的权力一点一点地收回来。叶挺也感到由于自己不熟谙党务，党务控制下的军务也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离心力开始加剧。对于他们的心态，当时担任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是这样描述的：“有时隐隐约约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华南；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项英有个时间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
1939年10月，叶挺到重庆后再次公开表示辞职，又引起政坛地震。一时间，质疑声、声讨声、奚落声、嘲讽声，通过各种渠道向延安宣泻。毛泽东原本就是一个火爆脾气，听到满耳聒噪之声，忍不住心头火起，他愤慨地对周恩来说：“我真不明白，猪撞墙后还知道回头，为什么人会比猪蠢，撞上南墙，血流满面，还不知回头？从新四军组建时候起，我就一再叮嘱项英，要始终注意保持与叶挺的良好关系。可是他搞得一团糟，叶挺再三闹辞职。人家不会仅只说项英胸怀狭窄，而会说共产党容不下人。他自以为是的老毛病又犯了。”
“现在该是彻底解决新四军问题的时候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叶挺的问题是解决有职无权的问题，你跟希夷熟，由你负责做他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主动收回辞呈。”
周恩来像个高明的医生，望、闻、问、切，察幽知微，洞悉叶项矛盾症结在于狮虎同笼，互不相让。于是，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方案，将华中以长江为界，分为江南、江北两片，分别由叶挺和项英经营。事实上，当时新四军已经分为两个战斗集群，江北的四、五支队和彭雪枫支队总兵力不低于江南三个支队。如果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叶项两人的结局和历史或许将改写，也许共和国的将军谱上会再添二位元帅。可惜的是，周恩来甫经提出，未及落实，就因病远赴苏联治疗，方案遂被搁置。
经过耐心的工作，叶挺于1940年春又回到云岭新四军军部。这时，他与项英的争论集中在战略方向上。
叶挺从战术的角度上，多次向项英进言：“皖南虽好，但却是一块死地。因为，新四军九千余人猬集于云岭一带，这里纵横不过百余里，北靠长江，东临日寇，西面和南面是多达十二万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随时可能对我军聚而歼之”。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31节 皖南事变
因耿介直言被项英称为“陈爽子”的陈毅也提出将皖南军部东移。
但是，项英总是舍不得皖南这块打过三年游击战争的热土，借口华中特殊，怕友军生疑而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进或东移的决定。
项英用软拖对抗毛泽东。毛泽东就用大炮猛轰他的花岗岩脑袋。从1940年1月到5月，双方来往电报达数十封之多，弹药味越来越重。
更令叶挺难堪的是，项英还把自己拖入了与延安的电报战。每份电报项英都不忘记加上叶挺的名字，表示对他的“尊重”。
叶挺痛苦不堪，他几次流着眼泪对夫人说：“中央又来电报！毛泽东三令五申，要我们北上，我认为他的看法是对的，可是项英就是不动。部队迟迟不动，中央怎么看？回回电报上都有我的名字，会不会认为是我叶挺不愿走？我好像夹在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日子很不好过！我的心是贴着党的，可为什么老是遇到这样的处境呢？”〖ZW（〗《赤子之心——沈其震回忆叶挺军长》。〖ZW〗）
项英的迟缓将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置于空前的危机之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有一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被对手当作死鳖的项英仍然蒙在鼓里。
千古奇战，皖南事变。三个破围妙策，三次束之高阁。由于项英的错误，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面临覆没。中央临阵换帅，以叶挺代替项英，但是一切都晚了。兵败之际，叶挺提出，以一身而赎部下。蒋介石仰天大笑：“希夷天真得像个孩子！”
1940年12月下旬，项英在电报中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列举一大堆困难要中央解决。毛泽东亲自起草了被称为“最后通牒”的申斥电：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才决定全部北移。
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北移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粮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当作意外之物，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的目的。〖ZW（〗《皖南事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ZW）〗
在电报中，毛泽东用火辣辣的语言，训斥新四军军部：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ZW（〗《皖南事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ZW）〗
12月27日上午，项英主持开会，叶挺、袁国平、周子昆、饶漱石、李一氓参加。会上首先传达中央电报。电报的字、同志们责备的目光，像一支支利箭钉在项英身上。他们都仿佛听到了一个巨人的声音，在怒吼、嘲笑和责骂。
电报念完后，项英脸上白一块，红一块，下意识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作为一位军事长官，新四军受到责难，叶挺也同样感到羞辱。他“嚯”地站起身来，厉声说道：“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
项英也感到自己失态，说得不妥，说：“就按军长说的，挑选一条北撤的路线。”
周子昆参谋长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
第一条路线是直接北渡，即由云岭向北，经铜、繁地区渡江到无为，它是沟通皖南新四军和江北指挥所的交通线，优点是走直线，路途短，同时还有三支队策应。第二条路线东进苏南，是由云岭向东开进，抵苏南后北渡长江，优点是沿途都有我方兵站，并有苏南部队接应。第三条路线是绕道到茂林地区，经国民党三战区后方北移。北渡或东进的主要危险是会遭到日军的截击，绕道南进的主要隐患是担心遭到国民党的袭击。
叶挺主张走直径：“我们可以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告诉三战区，我们军部将走苏南，实际上我们直插铜、繁，组织得好，几天就可以冲过去。”
项英不同意，“我接到情报，国民党已经对外宣称，新四军将走铜繁，日军加紧了对这一带的军事封锁，我不能拿九千人的生命当儿戏。早一个月走这条路线也许还行。”
“那早一个月，我们干什么去了？”叶挺质问道。
“你说我们早一月干什么去了？！”项英跟叶挺接上火。会议不欢而散。
28日会议接着开。项英提出采取绕道茂林的路线，叶挺不同意，列举山高、路远、部队病员多等不利条件。项英说：“山多怕什么，高山从来就是我们的朋友，有山好掩护，好隐蔽，打游击。中央说要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办法，我们就走茂林。”
蒋介石一面以政治人格保证新四军北移安全，一面密令三战区“一网打尽，全歼叶项”。他还派“小诸葛”白崇禧到上饶与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袭击行动的战场指挥上官云相商议作战方案。白崇禧也确实了得，他就是从项英对山的迷恋中判断新四军将走茂林路线：“项英和新四军都是些山大王，离开了山就感到虎落平阳。项英生性谨慎，他肯定会选择最安全最保险最有把握的路线，走山路。”为了麻痹项英，国民党故意在茂林镇只驻扎了一个营的兵力，而令7个师的大部队张网而待。
项英果然上当。但是，一步一步钻入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