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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重返哲学界，但除了一篇小论文，再没发表过任何文著，但他的学生所记的课堂笔记却广为流传，使他成为分析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当然，维特根斯坦最后还是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位，理由是“不堪忍受教授的生活”。
第三部分对不可说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很会给哲学史添麻烦。他在20年代的思想和在30年代的思想居然是截然不同的。于是，一个维特根斯坦就变成了两个维特根斯坦。我们现在一般称作“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
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典型的分析哲学家。其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
这本书是他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完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但还没有打仗就成了意大利人的战俘。据说被俘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
在这本《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所使用的逻辑语言能够反映出世界的逻辑结构，词和词之间的连接方式反映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连接方式。所以，逻辑语言的世界是事实世界的投影。我们的日常语言不太规范，所以我们得使用符合逻辑的语言才行，它们才是规范的语言。
但是，不管我们用哪种语言，总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可以表达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可说的”呢？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它们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能够用逻辑语言把它们说清楚。
那么，什么是“不可说的”呢？
生命、激情、情感、伦理、价值、宗教、形而上学的本体，还有一切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它们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以至于没法被我们说出来，而只能在沉默中显示。而以前的那些哲学，就是拼命想说清楚这些本来就说不清楚的东西，结果弄得越说越不清楚。
维特根斯坦认为，凡是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因为“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第三部分在生活中说话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像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就是从奥地利的乡村学校返回英国后的这段时间，他几乎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他不再承认逻辑语言的力量和规范性，也不再认为在结构上逻辑语言的世界和日常世界是一样的。相反，他投向了生活世界，开始用日常语言说话了。
比如说，以前他会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对应着一个对象。但是现在他发现，有很多词找不到对应的东西，但它们依然有意义，而且在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
救命！ 走开！ 好吧！ 啊唷！ 不！
谁能够为这些词找到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呢？找不到！但它们又确实是“有意义的”。看来，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决定语言意义的东西，倒不是它所对应的那个对象，而是它被运用的那个环境。
于是，语言就像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某个东西是有意义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和现实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因为它在这个游戏里面。
语言的游戏是有规则的，叫做“语法”，所以一个词的意义具体是什么，还得由整个语言的语法所决定。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然而，游戏的规则又是由谁决定的呢？维特根斯坦说，肯定不是上帝啊、理性啊这些东西决定的，而只是玩游戏的人在一起商量来的结果。
于是，不同的人群在一起进行语言游戏，就会导致这场游戏会有多种玩法。甚至同一群人在一起玩，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玩法。那么，到底怎么玩才能称得上是“语言游戏”呢？
维特根斯坦说，这没关系，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了。本来也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或者本质的东西。这些游戏和它们的规则，就像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的成员一样，大家彼此相似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家族相似”。
于是，在这个“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的“神志昏迷”。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中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第三部分语言遭遇分析
在20世纪，“分析哲学”可谓名声显赫。它20世纪初诞生在英国的剑桥，二战以后主要在美国流传。参与到“分析哲学”圈子里面来的哲学家大多都是说英语的，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主要作品，也都是用英语写出来的。所以有人就说，在英语世界里，20世纪就是分析哲学的世纪。“分析哲学”几乎就是20世纪“英美哲学”的同义语。
那么，什么是“分析哲学”呢？
其实，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运动。分析哲学家们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但是他们却具备两个共同特征———
一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原来的那些本体论、认识论乃至伦理学等等哲学问题，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就在于人们没有合理的使用语言。
二是推崇分析方法。既然不合理地使用语言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那么当然现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梳理和澄清一下，看看语言的结构到底是什么，语言在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中到底应该怎么用。
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分析学家在哲学史上最显著的“商标”。他们认为，语言符号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可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往往是想都不想就说出一大段话。结果误用了“语言”，留下来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话。
于是，分析哲学家就不干了。他们说这不行，你们这些老前辈们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先讨论“世界是怎么样的”（本体论）问题，后来从笛卡尔开始又转而研究“人如何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问题，但是你们从来就没有考虑“人用来认识世界的那个中介物———语言”的问题。
语言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们说，因为我们任何一种知识，都得用语言说出来，即使不说出来，在头脑里面想的时候，也是在用一种“无声的语言”进行思考。可见，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所以，当代哲学必须再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进行第二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一开始，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受科学的影响很深。在他们看来，两千多年来，科学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而哲学几乎在原地循环，哲学的落后和科学的进步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科学使用的语言是精确的，是可以交流和检验的。所以，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像科学语言一样的哲学语言。
不过，讨论语言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讨论语言本身的结构，这就会带来讨论“理想语言”的逻辑学。这就是罗素那拨人主张的“逻辑的分析”。另一个是讨论语言在实际生活问题中的运用，这就是摩尔等人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思想中基本靠近前者，但在后期他又主张“日常语言的分析”。他自己说“我们走在没有摩擦的光滑冰上———在一定意义上的条件是理想的，但正因如此，我们不能行走。我们想走路的话，需要磨擦。所以回到粗糙的地面吧！”
第三部分维也纳学派
1924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石里克先生，同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一起组成了讨论小组。每个礼拜四的晚上，石里克就邀请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关于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起初，这个讨论小组上有卡尔纳普、纽拉特、克拉夫特、考夫曼、魏斯曼和费格尔等人。后来，随着影响的渐渐扩大，又有数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伯格曼、弗兰克等人加入进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小组”。1929年，这个小组发表了自己的纲领———《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正式形成。
维也纳学派在分析哲学的浪潮中兴起，所以很厌烦黑格尔式的思辨传统，而愿意将弗列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视为“先知”。据说，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作自己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逐字逐句地朗诵和讨论。但是高傲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却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维也纳学派也主张，要用科学的严谨来改革哲学的玄奥。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哲学科学化，成为一种类似于科学的哲学。而要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