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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行动准时，同他的朋友对他的影响有关。在哥尼斯堡有一位英国商人，叫约瑟夫·格林。有一次，他们约好第二天早上8点钟一同乘格林的马车到城外郊游。7点45分，格林便拿着表在室内踱来踱去，7点50分格林戴上帽子，7点55分拿起手杖，从楼上下来。8点钟钟声一响，格林乘上马车飞驰而去。走到桥上，正好遇到气喘吁吁的康德。哪知道格林竟不顾康德的大声叫喊，扬长而去。这件事给康德留下很深刻的影响，从那以后，康德再也没有迟到过。
格林与康德的友谊十分深厚。到了晚年，康德每天下午都要到格林家去拜访他。一天下午，康德来到格林家，看到格林正睡在安乐椅上。他不愿惊醒格林，就陪坐在一旁沉思，不知不觉地，康德也睡着了。不一会，另一位老朋友银行家鲁夫曼也来到格林的居所，他看到康德和格林睡得正香，于是不声不响地坐下来，结果自己很快也睡着了。最后，莫德尔比来了，看到这群睡梦中人，不禁大笑。于是唤醒了这个睡觉集体，大家开始聊起天来。7点钟，聚会准时解散。所以那个时候，街上的居民常说：“现在不到7点吧！因为康德教授还没有从格林先生家里出来呢！”
康德的存在，成为哥尼斯堡小城的一道风景。康德的思想，为哥尼斯堡在世界上赢得了名望。
1804年2月12日康德与世长辞。消息传出，哥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来与这个城市最伟大的儿子告别。当时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
直到今天，康德墓前的鲜花仍是终年不断，因为哥尼斯堡的年轻人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结婚时都要带上一束花放在康德墓前。人们经常能看到，扎着鲜花的彩车载着新娘新郎，在前去教堂的路上，特地绕道来看望康德……
第三部分钻石王老五康德
康德虽然个子不高，但眼睛炯炯有神，谈话风趣幽默，总会成为社交场合的灵魂。因而哥尼斯堡年轻女士们的眼光，也一直追逐着气度雅致的康德。
在生活稳定之后，康德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但他对女性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管女孩多么狂热地追求他，康德都不会越雷池一步。因为康德心里一直暗恋着凯塞林克伯爵夫人，而他自己则是伯爵儿子的私人教师，这位中年丧偶的伯爵夫人端庄美丽，气质洒脱。康德每天都到凯塞林伯爵夫人家去上课，以便能看一眼他心中的情人。但由于世俗的禁锢，一个伯爵夫人怎么可能下嫁一个平民？1763年，这位伯爵夫人又嫁给了另一个贵族，康德不得不悲伤地辞去了私人教师的工作。现在已无法证实他们之间是否产生过真正的爱情，但有一个事实是，伯爵夫人对康德起码有爱慕之情，在伯爵夫人的私人沙龙场所，夫人在自己的座位旁边一直为康德保留着一个空位子。在康德的心目中伯爵夫人的形象不能被任何人所取代，所以从此后康德没有再与任何女性有过接触。
对此，康德安慰自己说：“未婚的老年男人往往比已婚的男人更能保持年轻的风貌。……已婚男人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写着的不是一只负重的老牛吗？”
种种的变故，使得康德始终没有迎娶自己的新娘。不过无论对他来说，还是对后人来说，这样也挺不错的。因为这种生活令我们的康德先生在他的后半生里，没有紧张，没有疲劳，也没有悲伤，而只有他自己热衷的哲学。为哲学，他奉献了全部。
第三部分人为自然立法
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的哲学”。他有三本“批判性”的哲学作品。这三本书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高峰地位。这就是“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批判”，按照康德的原意来讲，是“分析、考察和审定”的意思。所以“三大批判”分别对人们的认识能力、道德能力和审美能力进行了分析、考察和审定。
让我们先来介绍他的“第一批判”———
康德在读了休谟的书后，觉得有些事情的确像休谟所怀疑的那样———我们怎么能够武断地说，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因果联系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武断地说，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呢？
但是，康德又不能接受休谟怀疑论的最后结论———也许人们所认识到的“规律”，只是心理上的习惯而已。他觉得这样来看待认识是不行的。这就好比为了避免风浪的危险，就非要把船从海里弄到岸上来，然后让它在那里腐烂掉。“至于我，却不采取这样的做法。”康德说，“我是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根据航海术的可靠原理，并且备有一张详细的航海图和罗盘针，安全地驾驶这条船，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
那么，这些航海术、这份航海图和罗盘针又是指什么呢？它们就是“人的认识能力”。在康德看来，人的认识能力是一种理性能力。因为人都是有理性的，人依靠理性来认识世界。所谓“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看一看，人的理性能力是如何使人获得知识的。
这是一个很玄乎的题目，康德为了表述的严密，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写得很晦涩难懂。有人就质问康德：你干嘛要把简单的事情说得那么复杂呢？在你的书中，你总是努力地阐述了一大段以后，又往往把它们否定掉。据说，在《纯粹理性批判》写完后，康德把它拿给他的朋友、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马可·赫茨征求意见。结果，赫茨只看了一半就把手稿送了回来。赫茨说：“假如我把它看完，恐怕我就会疯掉了。”
其实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大概意思是说，人所获得知识，是经验中的内容和心灵中的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事物一旦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说，当我们一看到某个东西，就已经把它放在“时间”和“空间”中来看待了。这就形成了“感性认识”。
于是，我们这时候所认识到的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是它本身了。因为我们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理解它，而想像不出不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认识到的一切，都已经打上了主观框架的烙印，都只是“现象”而不是它们本身。它们本身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只能称之为“物自体”。
认识了一个个的感性物体以后，我们会用头脑中的“范畴”，比如说表示肯定的和否定的，表示性质的和表示关系的，来整理这些感性现象，使它们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这就形成了“知性认识”。
就像哥白尼把“地心说”扭转成为“日心说”一样，在关于人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上，康德是要让“人为自然立法”，而不是让“自然之法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这就是他自己颇为得意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第三部分上帝在哪里存在？
康德认为，我们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不足以认识上帝的。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以外，属于“物自体”的世界。我们如果想去发表一点关于“上帝”的看法，说“上帝是存在的”，那就会产生错误。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经验世界中证明它存在，你顶多只能说“我感受到它的存在”。那么这样一来，就好比说“我口袋里有一百块钱，是因为我在头脑中感到有一百块钱”，这不是很荒唐吗？
而且，对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在康德看来，那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因为“相信上帝存在”和“相信上帝不存在”，似乎都可以成立，谁也没法说服谁。这就是“二律背反”。
其实，这里的关键问题出在“存在”二字上。因为“存在”这个概念，只能用在那些经验世界中的东西上面；而“上帝”根本就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对象，所以当然也就谈不上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于是，表面平静甚至刻板的康德先生，居然在思想的世界中，向上帝举起了屠刀———他把上帝从自然的领域中驱逐出境！
然而，康德虽然在理智的世界里驱除了上帝，但又在道德的世界中把上帝恭迎回朝，为上帝赢得最尊贵的位置。这项工作，就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完成的。
《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的“第二批判”，是针对人的道德能力的批判。康德总是说，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快乐、利益、幸福等目的，才去做好事，那还不能算是“道德的”。只有不计利害，仅仅因为这件事是对的，就去做了，那才是“道德的”。比如说，一个人应当诚实，这是一条道德的法则。但我遵循这条法则的动机，不是因为“诚实”能给我带来好处，我才遵循它；而是因为“诚实”本身就是对的，是可以让所有人都遵守的，所以我遵循它。
遵守这些道德法则，不能是讲条件的，而必须当作义务来履行———这就是康德所讲的“绝对命令”。康德曾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我越是思考，就越会让我增加对他们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但是，这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哪些行动准则，可以成为一条道德的法则呢？这就要看，一个行动，它能不能被普遍化，能不能光明正大地让所有人都这样做。如果我打算对别人撒谎，那我就该问问自己：“我现在撒谎了。要是所有人都撒谎，那行不行呢？”很显然，这样不行。所以“撒谎”是不可以普遍化的行为，也就不是道德的法则。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道德法则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当然不会从外在的世界中来。否则，我们就是为了某种别的东西才去做好事。所以，道德法则只能来自于我们的主观世界，它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