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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权欲名利之心有着极深的思想根基，因而贯穿于他的整个生涯。他在魏守西河时，闻新君初立，立即起身回朝，自以为功大，满望拜相，及听说田文已被任为相国，遂忿然不悦，找到田文当面问道：“将三军之众，使士卒闻鼓而忘死，为国立功，子孰与起？”“治百官，亲万民，使府库充实，子孰与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犯，韩赵宾服，子孰与起？”田文均回答说，自己赶不上吴起，吴起问道：“此三者，子皆出我之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经过田文一再的说服，他最后仍表示说：“然此位终当属我。”吴起从不掩饰自己的权力欲望，为了满足这一欲望，他能够亲手杀掉自己相处多年的妻子，这种为了功名权力而不择手段的行为，表明了他品格之低劣，极大地降低了他在社会上的名声。
吴起还是一个好色之徒，他初任鲁国大夫时，俸禄开始稍有宽裕，便买下婢妾，以供自己娱乐。他的这一特点被齐国加以利用，齐国在与吴起交战中失败，齐将田和被迫乞和，他购求到两个美女，派人将美女与许多黄金带到鲁国，送与吴起，吴起见而受之，并不推辞。齐使出了鲁城，故意将其事泄漏于人，于是沸沸扬扬，到处传说吴起受贿通齐之事。鲁君闻说后，结合他先前杀妻求将的残忍行为作了一番应有的推测揣度，断定吴起居心难测，因而对其作出了削职究罪的决定。
吴起的人生目标是在政治领域建功立业，获取高官厚禄，但他的行为和手段与社会的道德观念严重抵牾，他在鲁受贿，在魏论功争权，这些行为直接触犯各集团用人的政治标准，他两次弃官而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在政治领域中的必然结局。
儒家学说在春秋末期的产生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自孔丘系统阐发后，在战国之世已具广泛的市场，是当时的所谓“显学”，它要求人们崇尚礼教，其社会影响是较大的，但吴起的行为恰好与礼教的要求格格不入。他辞母游学，拜曾参为师，学习非常刻苦，曾参有次问他为何不回家看望老母，吴起照实回答说：“起曾有誓词在前：‘不为卿相，不入卫城。’”曾参见他不守孝道，已心恶其为人。后来母亲死去，他闻讯后哭号一阵，旋即收泪照常读书，曾参发怒道：“吴起不奔母丧，忘本之人！”遂与之断绝师徒关系，不许相见。吴起虽然刻苦好学，但他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儒家所倡导的做人的行为准则，不合于礼教，非但不能成为真正的儒士，反倒有损儒门声誉，这是曾参逐徒的根本原因。
吴起杀妻求将，贪财好色，这些行为均悖于礼教，吴起就是这样一个行为无拘、我行我素的人物，他不为礼教约束，不怕社会舆论，敢冒天下之不韪。然而，吴起并不是有意反对礼教，或要向礼教挑战，而是他不拘规范，不守礼教，他要不拘手段地追求个人的人生目标及生活享受，而无视这一过程的道德审判。他的行为既然不能为礼教所容，不能为社会的道德规范所容，他本人因而也就不能为社会完全相容。
魏国政治人物吴起（上）：视德行如粪土（2）
独特的治军观
吴起在鲁国受命为将后，完全采取了一种新的治军方法，他在军中与士卒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普通士兵同甘苦。行军中见有的士兵负荷过重，便主动帮助分担，碰到有病疽的士兵，他亲自为其调药，甚至以口吮其脓血。与齐军对垒后，齐将田和暗中派人观察吴起的所为，但见吴起正与军中最下等的士兵席地而坐，分餐同食，田和听到如此回报，笑着说：“将尊则士畏，士畏则战力。起举动如此，安能用众？”遂对吴起产生轻视之意。
其实，吴起的治军方法在当时反映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治军观，这种治军观独特出众，以至于不能被田和所理解。吴起治军观的要害是恩化士卒，以便能掌握其心，他一反常规治军中“威加士卒、以用其力”的传统方法，把很大的精力投入施恩行为，以人心的征服为治军的主要方面。在后来的军事战场上，士卒深感吴起之恩，个个摩拳擦掌，愿为死战，实际效果也证实了这种治军方法的优越性。应该说，在当时等级观念尚严重存在着的东周社会，吴起的治军观首创了一条治军的新思路，开辟了将帅用兵的新方法，随着等级观念的逐步淡化，这一治军方法的优越性愈益显示出来，终于被更多的军事将帅所接受。
吴起治军观的形成与他的贫贱出身有关，同时得益于他不拘常规的思维方式，它的优越性及其军事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单纯用这一方式，或者将其强调过头，难免发生士不畏将、军纪难申之弊，如果在施恩的治军方法中能佐之以示威，划清范围，恩威兼济，则不失为治理军队的更上之策。
吴起在鲁求将时表示说：“齐寇已深，今日不是某夸口自荐，若用某为将，必使齐兵只轮不返。”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有极高的自信。吴起率军到达前线，两军相持，齐将田和派下属张丑以讲和为名，特至鲁军窥探消息，吴起将精锐之士藏于后军，以老弱士卒相示，待客之礼甚为恭谨，张丑问起他杀妻求将之事，他惊恐回答说：“某虽不肖，曾受学于圣门，安敢为此不情之事？吾妻自因病亡，与军旅之命适会其时，君之所闻，殆非其实。”张丑提出两军结盟通好之事，吴起喜形回答说：“某书生，岂敢与田氏战乎？若获结成，此乃某之至愿也。”他将张丑留于军中，欢饮三日，从未谈及兵事，临别时又再三致意，以求和好。张丑离去后，吴起暗调兵将，分三路尾随张丑之后。田和听得张丑回报，以为鲁国兵弱无用，将无战志，全不准备，不料外面鼓声大震，鲁兵突然杀至，三路夹攻，齐兵大败而逃。
看来，吴起的自信心是建立在他能对军事战术的熟练运用之上的，他能根据具体的战场情况采取随机应变的战术策略，出奇制胜。这一次，张丑来鲁营讲和，入侵国与防御国无故讲和，这一般是不可能的事情，吴起对对方的真实来意是有正确估计的，他将计就计，以假示敌，设下圈套，让张丑充当虚假情报的传递人，他藏精示弱、举止惊恐、自称书生，旨在麻痹齐军。当假情报传给敌军，对方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其真伪和采取对策，处于全无准备的状态时，他集中全部兵力突袭夹攻，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
不拘成规、随事成策是吴起治军和战术上的一大特色，他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制胜的手段，在各种具体的特殊情况下确有应变之才。他后来在楚国变法，支持他的楚悼王死后，政敌们乘丧作乱，一齐持弓欲射杀他，他奔入王寝，抱王尸而伏，众箭射来，伤及王尸，吴起大叫道：“某死不足惜，诸臣衔恨于王，戮及王尸，大逆不道，岂能逃楚国之法哉！”（本部分引文均自第八十六回）言罢而亡。不久，楚国太子继承王位，追究射尸之罪，将追杀吴起的大臣全部捉拿斩首，灭七十余家。吴起在危难时刻的机智，也足以反映他在具体事情上随机应变的才能。这种机变能力被用于军事上，自然能收到出奇制胜之效。据说，吴起在魏为西河守的两年间，运用出奇战术，陆续攻取了秦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洛阴（今大荔县西南）、郃阳（今陕西合阳东南）等城，并一直攻到郑（今陕西华县），战果相当辉煌。
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兵家，他思维灵活，不拘常规，有独特的治军方法和战术，然而，不拘常规的思维特点使他在道德伦理领域变得不守礼教、贪权好色、性格残忍。他才能高超、品行低劣，是一个才高无行的政治人物。
翟璜当年向魏斯推荐吴起时表示说：“臣所举者，取其能为君成一日之功，若素行不足计也。”（第八十五回）翟璜之言反映出他对吴起的基本估计，也表明了对吴起可以利用的明确态度，对于这类人物，高明的领导人既不是信而重用，也不是弃而不用，而是在防范中利用。
魏国政治人物庞涓：妒火烧身的无义之徒（1）
庞涓，战国时魏国人，曾在隐士鬼谷先生门下学习兵法三年有余。魏斯当年网罗的一大批贤臣相继去世后，他嗣位的孙子——魏惠王（又称梁惠王）魏罃厚币招贤，庞涓闻讯，即辞别老师，下山应聘，被惠王拜为元帅，兼军师之职，他训武练兵，御敌略地。不久，他的同学孙膑下山相投，庞涓知孙膑之能，怕其夺宠分权，遂设计相害，将孙膑处以刖刑，逼使孙膑秘密逃至齐国。前354年，庞涓率魏军进攻赵都邯郸，被齐军乘虚围魏以救赵，只得班师回朝，在桂陵被孙膑安排的齐军击败。前342年，庞涓率兵进攻韩国，次年又被齐军调遣回魏，在马陵被齐兵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庞涓自刎而死。
庞涓是魏国由强转弱时期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他窃位擅权、心胸狭窄、妒能误国，魏国的衰落与他的政治品行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真才实货，只好虚浮自夸
庞涓攻习兵法数年，确实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他喜欢把自己所掌握到的有限的知识显示给别人，惟恐他人不知。他下山受聘，惠王魏罃问其所学，庞涓回答说：“臣学于鬼谷先生之门，用兵之道，颇得其精。”遂把胸中所学尽数倾倒。魏罃向他大体介绍了本国地理上和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庞涓表示说：“大王不用微臣则已，如用微臣为将，管教战必胜，攻必取，可以兼并天下，何忧六国哉？”魏罃疑而相问：“先生大言，得无难战乎？”庞涓当即回答说：“臣自揣所长，实可操六国于掌中，若委任不效，甘当伏罪。”魏罃遂委之于元帅之职。
庞涓口出大言，把自己吹嘘成一个军事上无所不能的人物，借以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