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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联则认为，根据2003年央行下发的120号文件精神，一般商户应给发卡行和银联（交易结算系统）支付的金额比例为7：1，商户向收单行支付的手续费由双方自行约定。目前手续费的收取比率一般为交易金额的1％，这一比率相对于银联、发卡行、收单行的运行成本来说已经很低，也低于国际上2％～3％的收费标准。
对于这些理由，谁对谁错呢？当然是公说公有理。特别是当政府及相应的主管部门不出来表态而在静观其变时，更是无法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来衡量事件之对错了。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在市场体制下，企业与企业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等方面利益之争应该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只要在市场中，各种利益之争随时都会发生，而这种利益之争也是市场竞争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看到，在市场中，有利益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解决这种利益之争。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进行，还是通过政府行政的方式来解决；是利益之争当事人坐在一起来协商谈判，还是通过政府行政的方式来操纵事件之变化等。所使用的方式不同，结果殊异。
在深圳的刷卡事件中，政府及相应的主管部门只是静观其变，不发表意见，也不参与其中，这是市场的做法。该事件的解决只能是当事人几方大家一起坐在谈判桌上来，通过谈判来调整利益关系。
对于银行卡手续费率多少更为合适，应该是一个有相当争议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先要看这个费率是如何确定的，如果仅是银行方单方面确定（无论是央行的规定还是银联的规定），这就等于说这个定价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定价，商家当然有理由与银联重新确定银行卡手续费率。如果这个费率早就是商家与银联谈判确定的，但经济环境变化了，商家也有理由对自己认为是不合理的费率定价重新谈判。因此，无论是从哪方面来说，商家提出费率不合理，需要调整是正当的。
但是，两者必须坐在谈判桌上谈，通过谈判来调整双方的利益关系。而不是突然停止使用银行卡，这样对消费者来说是相当无辜的，也损害了银行卡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商家要求与银联谈判，银联不同意，也不坐在谈判桌上来，那么，商家也得先向市场公示，告诉消费者由于银行卡费率与银联谈判的问题，可能在某个时候起暂停使用银行卡消费，请消费者有所准备。而不是采取那种欺骗的方式（即以银行POS内部系统维修为由）拒绝消费者刷卡。这既损害了本身的利益，对消费者也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在停止使用银行卡刷卡之前10天就向社会公示，这样既能够得到社会广大消费者的理解，也是商家争取市场力量的一种重要方式。
对于深圳刷卡事件，现在面对的是银联不妥协，商家不服气形成的某种僵持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是好。如果大家不妥协，最后结局肯定是银联、商家、银行卡消费者的三输。这时，政府不是不作为，而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让银联与商家坐在谈判桌上，要求双方通过谈判的方式把问题解决，而不是僵持而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但在这点上，政府能够做的也仅此而已，决不可通过任何方式对谈判双方施加任何压力。如果政府这样，就有可能损害某一方的利益。
政府还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对该事件成立一个专门的独立调查小组。该小组由有权威的独立的专业人士组成，费用由政府来支付。该小组的任务就是对银行卡手续费率成本收益问题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与分析，向政府提供一份客观公正的报告，然后通过政府把这份报告向社会公示。这样，银行卡手续费率问题就有一个可参考的东西。大家（无论是商家还是银联及消费者）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与谈判，从而找到一个每一方都愿意接受的费率定价标准。
总之，深圳刷卡事件，目前并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银联及商家都能够找到一大堆称自己处于不利之处调整或不调整银行卡手续费率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促使双方走到谈判桌上来，也可对银行卡手续费率问题做一些专业性研究，但决不可参与其中，或通过行政的方式要求当事人做什么。只有这样，才容易化解双方僵持的局面；银联与商家达成谈判满意的结果。否则，商家、银联、银行卡消费者的利益都有可能受到损害。而且，诸如此类的社会利益之争的事情在市场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些事件中，政府一定应把自己的角色界定清楚，决不可超越政府职能的界限（如不作为或作为过度）。
（2004年6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2节 信用卡消费是天使还是魔鬼
在早几年，如何启动内需，如何拨动个人消费这一根社会经济增长动力之弦，政府推出了一个又一个措施，采取了一个又一个办法，内需启动就是启而不动。不过，信用消费一兴起，经济快速增长随之而来。可以说，即使碰上2003年的SARS，世界经济不景，但这两年来国内经济增长同样是上了一层又一层，何因？信用消费之功也。
而信用消费不仅在于商品房按揭和汽车贷款（其中商品房按揭从1998～2003年增长27倍，汽车贷款也是如此），信用卡也功不可没。真没有想到，早几年还是在欧美发达市场中风行一世的信用卡消费，就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也在国内风起云涌了。现代的年轻人，手上有几张银行卡已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了。但是，促使民众有效消费的信用卡迅速发展对国内未来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特别是最近韩国所发生的信用卡危机不得不让理论界去思考国内信用卡的迅速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究竟有多少？应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分散国内信用卡迅速发展之可能的风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快速恢复经济，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之政策，特别是通过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鼓励消费者使用信用卡消费，使得各家发卡行大肆发放信用卡，消费者盲目举债消费，结果导致发卡行坏账堆积如山。韩国金融监管当局2003年12月2日透露，该国的8家主要信用卡公司在2003年前9个月严重亏损，包括最大的信用卡公司LG信用卡在内的8家信用卡公司总共亏损41万亿韩元（合346亿美元），而2002年同期这8家信用卡公司共实现净利润11万亿韩元。在截止到2003年9月底的第三季度中，这8家信用卡公司共亏损155万亿韩元。
近年来，由于韩国经济停滞不前，消费者债务拖欠问题立即暴露出来。2003年9月底，债务拖欠比率达到创历史记录的112％。其中，Woori信用卡公司债务拖欠比率最高，达到2642％。据统计，韩国拖欠债务超过90天的信用卡持卡人已经占韩国劳动人口的16％。债务拖欠比率急速攀升使韩国的信用卡公司无一例外地在今年发生了流动性危机，其中LG信用卡公司最为严重。2003年11月21日，该公司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被迫向持卡人停止了现金预付业务，11月23日，该公司获得了8家债权人2万亿韩元贷款的紧急援助，而得以避免宣布破产。
从韩国信用卡发展的历程来看，它在政府主导下迅速得到了发展，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对韩国经济增长短期内作用明显，所导致负向效应也不可低估。韩国的信用卡市场为什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如此昙花一现呢？为什么会给社会经济带来如此之大的危机与风险呢？其根本原因在哪里？对我国信用卡市场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一般来说，信用消费最为核心的两个方面就是：一是个人的诚信；二是个人消费资源在时间上重新配置。对个人的诚信，不仅在于个人在道义上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而且还包括通过何种方式来保证个人承诺履行，通过何种方式来监督个人的承诺是否得到履行，如果不履行这些承诺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也就是说，个人诚信包括了个人的道德底线或诚信的主观方面，包括了个人的履约能力及第三者对个人承诺的监管和不履约的处罚。
对于个人消费资源在时间上重新配置，主要是指个人在其生命周期中，由于个人的能力、所具有的人力资源的差别性，在不同时期所获得的财富或可支配的收入是不相同的。如何把个人生命周期中的财富拉平也是提高个人质量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财富的拉平也是相当不确定的。
对于韩国信用卡危机，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以其政策来替代个人的主观信用，以政府判断来确定未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政府与个人永远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是无法用其政策来判断个人的主观信用如何的。同时，政府既不能确定社会未来经济的发展如何，更不能确定个人的未来收入水平。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政府采取种种优惠政策来鼓励信用卡消费，基本上是一个非市场的行为。而这种非市场行为在市场运行中得以成功是不可能的。
目前，我国的信用卡发展尽管同样是相当迅速，竞争也十分激烈，但是并没有走上政府主导之路，而是商业银行各自的行为所为。在发达的市场体系下，信用卡业务早已成为各银行新的赢利增长点，这是不争之事实。因此，在一个短时期内，随着社会条件的成熟，随着民众的消费观念的改变，各商业银行如何加大营销力度、增加发行信用卡量、抢夺客户资源，各种各样的竞争肯定是不可避免。因此，为了保证个人信用卡消费竞争有序、有效地持续地展开，就得减少与分散个人信用卡消费的风险，银行就得在风险管理技术上下功夫，政府则要在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上有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