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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虽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从来没有的屈辱和磨难，但毕竟也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了近两百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还是要好不少，但那时的人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读书人可不这么想。他们终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环境下生活，亡国尚可接受，但被异族还是野蛮的异族统治却无异于“亡天下”。还有一点，就是“气节”，即使在现在看来，满洲人当皇帝是大势所趋，但像洪承畴、吴三桂那样出卖自己民族的人，毕竟是可耻的。傅山也不能例外，此时的心情可以用他写的诗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时。”另一方面，傅山也写了不少奋发准备抗清的诗，比如“仰天看怒云，惊如义旗移”。
这年中秋，对于傅山来说，势必是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他出家为道了。傅山本来便与道士们颇多交往———这种活动的思想根源是与古代读书人一贯的自命清高、遁世无为的“隐士梦”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下，这样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必然不可能实现。
他拜的老师是寿阳县五峰山的还阳子郭静中，郭静中是当时有名的道士，颇多神异的色彩。傅山出家后，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只不过是表明一个忠君爱国、不与清王朝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态度，而且也不用剃发留辫子，不用去做新政府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个身份的掩护，傅山可以方便地四处从事抗清复明活动———道士云游是不犯罪的。
现在更可靠、确实的傅山反清活动的资料已经不好找了，如果从他写的诗来看，他的行踪大致是在盂县、平定、寿阳、祁县和晋源这一带，反清活动的效果怎么样，事实上，很有可能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阳节，傅山还在盼望着反清的义师的到来或者是起义的爆发。依靠读书人要反抗一个政权，希望实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个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经秘密地收养了一个明朝宗室的后裔，但发现他竟越来越傻，于是感叹朱明王朝的气数果然完了，从此就消沉下去。傅山虽然不会这样消极，也一直在做实际的工作，但一次次的希望、行动最后都只有一个结果———失望。在那个甲申年将要过去，乙酉年将要来到的时候，傅山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纵说今宵旧岁除，未应除得旧臣荼。摩云即有回阳雁，寄得南枝芳信无。”交织着对故国的留恋，对复国的希望，当然还有无可名状的忧愁和无可排解的失落。
傅山三十九岁那年就这样过去了，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应该是充满困惑的。
1644年确实是相当混乱的一年，不仅对于傅山是这样，对于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被迫选择自己的路，选择的结果在360年后的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就在这选择中，历史的沧桑一晃而过，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身影，让后人评说。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心中一直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但他还未能积极有效地响应时，弘光政权和唐鲁政权相继覆灭，最后只剩了西南的桂王。傅山就在不断的希望中反复失望，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傅山养成了喝苦酒的习惯。《清史》中说傅山“喜苦酒，自称老糵禅”（《清史·卷501·傅山传》）；其实，傅山哪里是喜欢那种干涩的苦酒，他只是要借苦酒来提醒自己，时刻不忘天下为满清所苦。
终于，在顺治十一年，傅山为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谦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仍然得不到傅山口供，傅山的门人弟子们又多方奔走，“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清史·卷501·傅山传》），于是清廷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第三编 1644之何去何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6）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傅山闻听郑成功、张煌言屡屡战败清兵的捷报，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松庄，开始了“松庄烟树十余年”的“侨居”生活。
松庄在太原东南。《双塔寺雅集记》曰：“出太原郡城东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双塔巍然，其下为松庄傅隐君青主所居也。”松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条漫长的沙河滩，每当雨季便有山洪从东向西流去。
傅山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其含意是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虽居故乡，如居异域。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
康熙二年（1663年），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顾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晋地、比他年长的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莫逆之交，自此过从甚密。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均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傅山与顾炎武除了谈政论文、诗歌唱和外，还一起创办了一些实业，组织票号，以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
据方闻《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考《明史》称：李自成陷京师得勋戚文武诸臣巨金。吴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还京师，火容金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即以骡车纟困载运归西安。敌追甚急，骡马疲惫，沿途埋藏，至西安时只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饼“遂多为晋人先后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赀财。世传傅山与顾亭林（顾炎武号亭林）先生友善，两先生密计经营票号，操纵金融，以图举大事，惟忌招祸败事，故其法只凭口授而不传一字。
梁启超《清代学术史》也说：“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章太炎《顾亭林先生轶事》亦云：“近闻山西人言晋人得李自成金，由顾、傅设票号，立新规，天下俗从……有清一代票号制度皆顾、傅所创也。”
如此可见，顾炎武与傅山是盛极全国二百余年晋商票号的首创者。
票号之前有镖局。据有关史料载这也与顾、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学者姚映川在《中国的帮会》一文中说：帮会的组织除西北堂、东南堂……而外尚有顾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组织，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名为标局，后因此而产生山西的票号。顾炎武在江南谋革命不成，在山东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
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县人，其父戴运昌与李自成有故。李自成由北京京败退，赠白银若干给戴运昌，戴运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于反清事业。戴家又以拳术鸣世，故戴廷木式便与傅、顾密议设立镖局，为商人运送现款。当时山西人多在东北、蒙古、新疆经商，携运现款要雇用拳术精通之武人保镖，成立镖局既可赚得可观的佣金，又可掩当局耳目，还可以聚拢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对反清复明的大业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傅山与顾炎武参与其事的目的即在于此。
顾炎武和傅山三次在太原相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顾炎武自甲申（1644年）以来，一直飘泊在外，二十多年来一直过着形单影只的羁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无子嗣。傅山十分关心友人的命运，作为医学国手他为友人诊脉，诊得“断可得子”，于是便多方为其物色配偶。顾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对他的关心，但他已过惯了这种萍踪浪迹的生活，而且已把这一生交给了献身的事业，就诙谐地写了一封《谢友人规纳宠书》，婉谢了老友的好意。
在顾炎武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惦记着傅山，他在临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隐者“商山四皓”，愿意永远和他“相随拾芝草”。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联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送往北京。
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只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却又被康熙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北京返回家乡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