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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见无法扑灭大西军，又采取招降措施，一时农民军中不坚定分子纷纷投降。顺治十七年三月，吴三桂用贺九仪妻子劝降，贺“将出降，定国杖杀之”，从此无人敢言降字。
李定国始终忠于永历帝，曾连续上疏三十余封都石沉大海。直到七月，白文选强攻缅都阿瓦失利回来，白、李才了解真相，决定攻缅抢出永历帝。九月，两人分别入缅。至十一月，定国大败缅军，提出“苟送上出，则我罢兵”的条件。缅则回答：“你要攻城也无妨……只是你们水土不服，兵亦有减无增，我不怕。”翌年二月，白、李又合兵入缅，缅集众十五万，巨象千余头来战。二人奋力苦战，大败缅军，渡锡箔江临金沙江窥缅城，缅甸仍不交出永历帝。李定国只得派兵造船渡江，五月又被缅兵捣毁船厂。李定国大怒，围困缅城，不料军中“老幼累累，军饥疫作，死亡相继”，不得已移军亦渺赖山下。八月，两人又分兵攻缅，但出师不利，十六舟有五舟被击沉。在缅甸他们亦得知吴三桂已大举攻缅，缅杀害永历从官四十余人，白文选部情绪低落。是月中旬，张国有、赵得胜劫持白文选欲降清，离开李定国。李定国子嗣兴准备堵截，李定国不忍双方自相残杀，命放还，率本部独进洞乌。
十二月，李定国又准备再度攻缅，忽闻缅王已献永历帝于吴三桂，“愤懑欲绝，曰：‘势既不敌，追无能为’”。移营景线。但到康熙元年（1662）四月，他又抵勐腊，遣官入车礼（西双版纳）借兵，企图东山再起。五月，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泰国）与定国联姻，帮助象马，恢复云南。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剌返回，“云已集四千人，愿为犄角”。正当李定国欲图大举，不幸军中瘟疫流行，人马病死甚多。李定国修表告天，祈求：“如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六月十一日，李定国正逢四十二岁诞辰，突然发病，接着又传来永历帝于四月初八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定国恸哭发丧，命军士缟素”，他“披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皆血泪”，大哭道：“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六月二十七日夜，李定国死于勐腊，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及部下：“宁死荒外，勿降也！”
气节满荒徼，浩气贯长虹。李定国死后，部下有数千人不降，聚于阿瓦河东百里，称为“桂家”。勐腊各族人民亦奉李定国为神，过晋王墓均膜拜，并于后山复建“汉王庙”，每年春节进行隆重祭祀。李定国的忠义节烈知道近现代依然被人们称赞不绝，晚清革命党人起义，蔡锷等仍以李定国为榜样，章太炎说：“愿吾滇人，勿忘李定国！”
第三编 1644之何去何从第三编楔子
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时代的洪流不可阻挡。一个时代的大格局，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晚明人文渊薮的江南，有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诗派，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和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相鼎立，使吴中地区俨然成为一个清明广大，声名远播的诗学中心。
然而，从晚明一直到清中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使文人士大夫们面临着难以应付的人生困境和艰难的选择。当历史处于大转折时期，在社会变乱和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各种人物的表现往往显得千差万别，很难准确地纳入一定的模式。明末遗臣力图恢复，捐躯殉国者，先后相望；也有许多士大夫以明朝遗民自居，著书讲学；但也有更多的汉人屈节事清。
历史人物是极为复杂的。就算是同一个人物，也经常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前后表现不一。忠心耿耿与首鼠两端，气宇轩昂与猬琐低贱，刚毅伟岸与懦弱虚伪，坚贞爽直与狡诈奸滑，这些多种特质往往表现在同一人身上，由此可见复杂的历史人物难以一眼望穿。
拿本编中的第一篇《江左三大家》来说，钱谦益、龚鼎孳和吴伟业三人都是明末清初名声显赫的诗人，能文善诗，并称为“江左三大家”。
当1644年北京陷落、1645年南京陷落相继到来之际，江左三大家一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无一例外地要接受严峻的政治和道德主义的考验。
而这三人在明亡后都屈节事清朝，龚鼎孳还在1644年甲申之变投降过李自成，均于名节有污。
虽然这三人并未真正为满清做过什么事，不像吴三桂、洪承畴之流以汉人的鲜血去谄媚满清新主，尤其是钱谦益和吴伟业，几乎是当了满清的官后又迅速辞官，但三人的表现大相径庭——钱谦益暗中反清复明，为此倾家荡产；龚鼎孳几沉几浮，忙于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吴伟业则在悔恨中继续写他独创的“梅村体”《圆圆曲》等诗，并自称为“天下第一大苦人”。
这三个人对待世事白云苍狗的不同态度，同样也折射在他们与各自的爱人柳如是、顾眉、卞玉京的交往上。
第三编 1644之何去何从江左三大家（1）
１ 钱谦益与柳如是
1644年国变的时候，钱谦益正在老家江苏常熟享受生活，坐拥他那大名鼎鼎的美妾柳如是。钱家是地方望族，富甲一方，但在悠闲惬意的生活中，钱谦益的心情并不平静，他的几分心思，始终有几分不甘心地牵挂在北京的崇祯朝廷上。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
作为诗人，钱谦益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初学集序》）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以运用词藻与比兴，加上他才学兼资，藻思洋溢，往往写成庞大的组诗。明亡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有近代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度，是一代大家。
作为史学家，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各种史、文籍与佛藏。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他于弘光元年、顺治三年两次欲修明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人们认为“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他史学才能的极度推崇。
作为文章家，钱谦益的文章，常把铺陈学问与抒发思想性情糅合起来，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其意图是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体。从具体作品看，虽内容比较驳杂恢诡，但规模阔大，足以转变明文的衰微格局，振作明末清初的文风。钱谦益因此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宗羲《忠旧录》称他为王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作为收藏家，钱谦益尽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书，更不惜高价广肆购求古本，构筑“绛云楼”，收藏宋元孤本书于其上，“所积充牣，几埒内府”，以藏书丰富著称。
但钱谦益一生的仕途却非常不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十年后的天启泰昌元年才“诣阕补官”，但不久就遭到御史陈以瑞的弹劾而被罢官，奉诏削籍南归。当时他的心情一方面是心灰意懒的悲切：“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一方面是想归隐田园：“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菏锄”。
天启七年丁卯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他被重新奉诏入朝任职。钱谦益欣喜若狂，他当时就写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句。
第二年（崇祯元年）七月，钱谦益应诏北上，出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这时他又写下了《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对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可惜的是，三个月后，他还来不及大展拳脚，就卷入了崇祯一朝的党争，因与温体仁、周延儒争为阁臣，被革职还乡。此时的钱谦益是何等沮丧，何等悲切。“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
当时的文人莫不以进仕途实现政治抱负为人生的理想，钱谦益自然也不能免俗。他一直盼望着能再被起用，重新为朝廷效力。但终崇祯一朝，钱谦益都未能再被起用。他却一直等待着，执著地等待着，这一等就是十七年。随着他年纪的衰老，局势也在日益变化。可想而知，钱谦益的心是如何地渐渐由热转冷，由希望变成失望甚至绝望，他眼睁睁地看着崇祯一朝日益衰败，陷入了无可挽救的内忧外困，而他，却始终没有为朝庭出力的机会。
终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消息传到了常熟！钱谦益此时的心情复杂极了，不知道是该悲，还是该喜。作为明朝的子民，国难当头，他的心情并不好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老皇帝的死去，意味着新皇帝的登基，一直仕途不顺的钱谦益，可谓是有了新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倘若崇祯皇帝不在甲申之变中死去，已经年过半百的钱谦益恐怕永远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际遇。
南明弘光政权成立后，果然如钱谦益所料，因为他钱某人在江南巨大的名声，又是东林党人的领袖，终于有了新的机会。钱谦益听说他被征召后，喜极而泣，发誓要尽一切力量当好这个官，因为他已经为这次复出准备了足足十七年。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