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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顺治五年）正月下旬，宣城人朱国材冒充史可法号召反清复明，巢县生员祖谦培、无为州生员沈士简等十余人听说后，都“头巾蓝衫”前往谒见，共图义举，后来遭到满清政府的无情镇压。
“伪史阁部案”起时，满清立即派人逮捕了史可法的家眷，包括史可法的母亲、妻子以及弟妹等人。一个投降满清的镇将心中也佩服史可法的忠义，便出面说：“过去在攻打扬州的时候，我是前锋，史公其实死在我手上。贼人不过是假托史公之名，如果反而因此怀疑史公的母妻，反倒给冒名顶替之人有口实了。”（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满清这才释放了史可法的家眷。
但这次偶然的事件却引伸出另外一件不小的麻烦，满清的一位王公看上了史可法弟弟史可模的遗孀李夫人，想要娶这位美貌的寡妇，并派了一个使者把聘礼送到了史家。史可法的母亲茫然不知如何应对，但李夫人却一口答应了下来。她从来人带来的礼物中拿了一个金盒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家中的女仆哭着出来说，李夫人有回礼给使者，请替她感谢这位满清王公。使者打开金盒一看，里面摆着李夫人自己割下来的鼻子和耳朵。
无论如何，“伪史阁部案”说明史可法在南明绅民中享有相当高的声望，事隔三年，竟然还有如此号召力。
９ 改换门庭
清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明朝官军几乎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
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不久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的叛变投降。
这些将领原本就没有忠贞报国之志，只是拥兵自重，挟制朝廷之心。他们所关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以归顺“叙功”为上策。投降的总兵李成栋等人后来为清廷征战时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李成栋重新举兵反清时，满清贵族也视之为畏敌。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朝廷顿时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弘光朝庭朱由崧等人开初还对长江天险寄于希望。五月初五日，清军进抵长江北岸，主力集结在长江北岸仪真至瓜州之间。对岸，在大运河入长江处，有大量明朝军队保卫府城镇江和那里的运输站。初九日夜，清军利用黑夜和大雾，将扎有火炬的木筏送过江，引诱明守军开炮射击。同时，一支先头部队在西边偷渡过江。第二天早晨，当镇江守军发现清军就在附近时大为恐慌，弃城而逃。
初十日夜，弘光皇帝带着马士英等少数人秘密出城，向西南方向芜湖附近的黄得功驻地逃去。第二天，当发现皇帝不见了时，大多数官员也逃的逃，走的走，有的干脆闭门等候。
老百姓则洗劫了皇宫和高官住宅。一个监生领着一伙暴民从狱中救出“南太子”王之明，让他穿上宫中的戏装“登基”，并在武英殿建立一个小朝廷。“太子虽为百姓拥入，文、武元老无一至者”。
《江南见闻录》记载：初十一这天，“两月以来，天气阴霾凄惨，日色罕见。是日天清日朗，昼夜明畅”。
南京守备勋臣忻城伯赵之龙为首的勋戚大臣却决定降清，派人前往清营接洽。
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在倾盆大雨和泥泞中，多铎受到的欢迎和他的哥哥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南京的整个南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
最可笑的是，当豫亲王多铎入城的时候，当地开始流传着一种极富想象力的谣言。有人说，还不到三十岁的多铎并不是多尔衮真正的亲兄弟，他实际上是绍兴当地人，他很多年前加入了清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这种幼稚的谣言显然是不攻自破的。
五月初十日夜间，朱由崧同马士英等逃出南京后，原来的意图是避往浙江杭州。不料途经溧水县时遭到当地土兵的拦截抢掠，混乱之中，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拥簇着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府治在当涂），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闭门不纳。弘光于是转入芜湖投靠靖国公黄得功；马士英与弘光失散后，则以随身兵力保护皇太后邹氏辗转赴杭。
黄得功在击败东犯的左梦庚军后领兵屯驻于芜湖，对南京城中的变故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史可法已经以身殉国。弘光皇帝的突然驾到使他大吃一惊。问明缘由后，他不胜感慨地说：“如果陛下您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借势作事，奈何听信奸人之言轻出，进退何将所据？为臣营垒单薄如此，怎能护卫陛下安全呢！”尽管他已经意识到朱由崧张皇失措，无可救药，仍然决定效忠到底，把这位昏愦的皇帝迎接进自己的军营。
清军统帅多铎得知弘光出逃，自然不会放过。进南京后即命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卒充当向导，派兵经太平追至芜湖。在刘良佐现身说法的招诱下，加上清军重兵压境，黄得功部下将领田雄、马得功决定降清。黄得功不知军心已变，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引兵出战。叛军趁黄得功不备，暗中猝发一箭，射中黄得功喉部。黄得功在马上奋力坐稳，大叫一声：“我黄某岂可为不义屈，今日死国，为义也！”言毕双手握住喉头之箭用力自刺，落马而亡。
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弘光政权（17）
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献给清方。有一种记载描写了当时的场面：“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得功执弘光二足。弘光恸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被押回南京，“首蒙包头，身披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围观的百姓都对他唾骂。
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多铎正在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多铎特意将“南太子”王之明的座位安排在弘光之上，并问他说：“不为先帝报仇，反将太子监禁，此是何意？”弘光默然不答。就连“南太子”也被多铎的厉声质问吓了一跳，他开始为弘光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
多铎又说：“我大兵尚在扬州，为何弃了陵寝土地先去，以失民望？自主之耶？抑左右教之耶？”弘光还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
不久，弘光被解送北京处死，弘光政权覆灭。“南太子”王之明也被秘密处死。
时人张岱痛骂朱由崧，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又说：“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
但将全部责任怪在朱由崧身上，显然并不准确。
张岱是绍兴望族，其曾祖父是隆庆五年（1571年）的状元。1644年国变以前，张岱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一直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反正家中有钱，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正如复社的大多数公子们一样。
1645年，清军南下，占领了浙江，张岱迅速放弃了所有享乐，跑到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但不久后鲁王政权灭亡。张岱不肯剃发当清朝的子民，于是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漂亮的书斋和各种各样的稀世古玩，披发入山，从此变成了野人，在所著的《陶庵梦忆》自序中说，“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张岱归隐山林后，花费极大的心力，编撰了一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大抵是要以史为鉴，正如黄宗羲所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张岱这种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无疑是一种悔恨之情的表现，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不仅仅张岱，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当时的名画家陈洪绶甚至在明亡之后更改名为“悔迟”，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那段历史。
南京作为朱元璋开国之地、明朝两京之一，自从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有的人把它看成复兴的中心，有的人则把它视作苟且偷安之所，仅仅一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沦陷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道：“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江山依旧，人物全非，寄托了几分悲愤、无限哀思。
但并非所有的汉人都甘心投降，一些汉人卑怯归顺，也激起了另外一些汉人更强烈的抵抗。
一首叫做《赭山》的诗写道：
阮与马共天下，
偏地职方司漫天。
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
黄旗紫盖渡江去，
赭山高兮无极，
烈火烧空兮焦石，
烛龙无光不照地，
猩猩怒嗥向人立。
我纵言之复何益，
主失势兮恩为仇，
客操柄兮羊化彪。
这首诗的作者潘柽章和吴炎于16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