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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认，宣布童氏为假冒。
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诏狱由锦衣卫审讯。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黄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朱由崧批驳道：“朕前后早夭，继妃李殉难，俱经追谥。且朕先为郡王，何有东、西二宫？”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按明朝典制，亲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员行册封礼。《明熹宗实录》载，天启二年十月传制遣“工科给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龄封福府德昌王由崧并妃黄氏”。童氏称入宫邸时朱由崧有东、西二宫已属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么“曹内监”为她举行册封礼。朱由崧没有儿子，“玉哥”、“金哥”之说也是空穴来风。
一些史籍记载，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凡所经郡邑，或有司供馈稍略，辄诟詈，掀桌于地；间有望尘道左者，辄揭帘露半面，大言曰：免！闻者骇笑”。
童氏一案与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她肯定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祯十四年河南巡抚高名衡题本内明白说过“世子继妃李氏”于洛阳城破之时投缳自尽），后来某些野史又说她是误认（如说她原为周王宫妾，或说是邵陵王宫人），也有揣测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时曾与之同居，但这些说法同童氏自己编造的经历都不符合。就案件本身而言，无论童氏是冒充，是误认，还是与朱由崧有过一段旧情，都不应成为南明政局的焦点。
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弘光政权（10）
但童氏因此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弘光皇帝将这个女人瘐死狱中的行为，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层怀疑。假太子事件和童妃事件给南京弘光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喧嚣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
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公案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
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严重影响了自身稳定，无暇北顾，特别是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依附地处南京上游的世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马士英、阮大铖明白要扼制住拥立潞藩的暗流，必须援引江北四镇兵力作后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弘光朝廷迟迟未能北上进取，同东林—复社党人的兴风作浪有密切的关系。左良玉不久后的兴兵东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顺军作战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侧”的旗帜却同某些东林—复社党人所造舆论一脉相承。
６ 睢州之变
而这时的弘光皇帝正沉溺于酒色，只可惜霓裳之曲未终，鼙鼓之声已起。满清豫亲王多铎破西安后，立即分军南下。
多铎大军必须经过河南。当时河南还是南明属地，巡按御史陈潜夫保奏汝宁宿将刘洪起为统领，号召两河义军，以便阻截清兵。但马士英不许，反召回陈潜夫。清兵长驱河上，如入无人之境。
（刘洪起是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史可法一直是“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一厢情愿地想要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虏通好”的如意算盘遭到清方断然拒绝，史可法这才说“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
史可法听说多铎大军南下后，于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初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
高杰出师时，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信中说：“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谨赍金币，稍抒微忱。独念区区一介，未足答高厚万一，兹逆成跳梁西晋，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闯逆、报国仇为亟。贵国原有莫大之恩，铭佩不暇，岂敢苟萌异念，自干负义之愆。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会师剿闯，以成贵国恤邻之名。且逆成凶悖，贵国所恶也；本朝抵死欲报大仇，贵国念其忠义，所必许也。本朝列圣相承，原无失德，正朔承统，天意有在。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亦祈贵国之垂鉴也。”
高杰信中一再表达的“会师剿闯”显然是史可法的意图，以“分道入秦”夹攻大顺军向满清表明弘光朝廷并非如清方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谈里给自己增添一点筹码。可是，满清征服全国的方针已经确定，根本不愿考虑联合南明的问题了。
高杰在四镇中兵力最强，一直是满清争取的重点人物，豪格立即在回信中再次招降，而对“合兵剿闯”则不予理会。全信如下：“肃王致书高大将军，钦差官远来，知有投诚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复。”
高杰凶悍桀骜，为江南士绅不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
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正月初十日，高杰同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带领军队来到睢州。但镇守该地的总兵许定国已经秘密同清方勾结，并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儿子许尔安、许尔吉送往黄河北岸清军营中充当人质。
许定国与高杰从前有仇隙。当高杰还是李自成部下的时候，曾经率军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不过是一个强盗。两人因此互相忌恨。
当许定国听说高杰前来，惶恐不安，立即派人渡河，请求豪格出兵支援。豪格说，“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
高杰大军随即进抵睢州，许定国进退失据，这使他更加恐慌。他深知自己的兵力敌不过高杰，耽心脱不了身，再次派人请求豪格火速来援。豪格仍以“未经奉旨，不敢擅往”为由，拒不发兵。
豪格是皇太极长子，性格暴躁，勇猛冒进，此刻正受多尔衮排挤压制，憋着一肚子火气。但他却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罕有的持重，充分证明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西进追击李自成后，满清在整个东部（包括山东、河南以及淮北）的兵力非常单薄。豪格自己的兵力有限，多铎大军尚未赶到，他不得不对冒险渡江援助许定国一事有所顾忌。
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弘光政权（11）
许定国遭到豪格再次拒绝后，只有横下心来铤而走险。他一面出城拜见高杰，假装恭敬；一面暗中策划对付办法。许定国向高杰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奏疏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一幅释然的样子，表示不会再计较。
其实高杰此时已经知道了许定国将儿子送入清营为人质的消息，但他仍然希望以大局为重，这是他一直受史可法熏陶感染的结果。为防止许定国率领部下把睢州地区献给满清，高杰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及其部众随军西征。
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里大摆筵席，名义上是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接风洗尘。越其杰劝告高杰不要轻易进入睢州城，以防变生意外。高杰一介武夫，为人憨直，自以为兵多势重，许定国决不敢轻举妄动。为了表示笼络许定国的诚意，高杰特意只带了三百名亲兵进城赴宴，只可惜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越其杰、陈潜夫陪同高杰前往。
许定国事先埋伏下军队，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发，高杰手无兵器，力战被擒。许定国恨恨地说：“三日来，受汝屈辱已尽，今定何如？”高杰丝毫不惧，大笑说：“吾乃为竖子所算，呼酒来，当痛饮死。”于是被杀。
高杰随行的兵卒全部遇害，越其杰、陈潜夫惊惶失措，逃出睢州。
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主将遇害，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高杰部众随即对睢州城内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这就是“睢州之变”。
许丁国已经抢先率部渡河北去，此时多铎大军已与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