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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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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南京的四镇布防基本上是针对农民军的。直到这时,南明仍然将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并未意识到满清才是最大的敌人。而满清的多尔衮则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军是满清的首敌,所以先派兵追击李自成。果然如多尔衮所料,南明并未乘机北上,但南明按兵不动的根本原因却是忙于内讧。    
    4 党争再起    
    史可法离开南京亲临扬州,暂时缓和了四镇之间的矛盾,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党争的到来。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    
    满清这个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所以多尔衮入京后一日,就下令强迫百姓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    
    多尔衮初期的意图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联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然而,满清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北方对南方有经济上的依赖性。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被明朝官绅颠覆;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京师附近的居民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三河县、昌平州、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盗贼”“千百成群”,以至“辇毂近地,几同化外”,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京师内外百姓流言四起,盛传清军将有屠民之举。多尔衮一再辟谣,安定民心,同时派兵遣将进行扫荡,“辇毂之下,盗贼窃发,及至捕获,少长尽置于法”,连“老稚不能弯弓操刃者”也滥加屠戮。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和养兵蓄锐的时间。何况大顺军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    
    但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动,给了满清廷以可乘之机。早在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上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同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鳌永以户、工二部侍郎名义招抚山东、河南。同月初十日,多尔衮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统兵收取山东,十四日派固山额真叶臣领兵收取山西。觉罗巴哈纳、石廷柱先声夺人发出檄文说:“奉摄政王令旨,各调兵马前往山东等处。所过地方官民出郭迎接,违者以抗师治罪。”同时又以平西王吴三桂名义大张文告,云为安抚残黎事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降”。二十一日,巴哈纳等带领的清军进抵德州。德州知州张有芳惟恐贻祸地方,拜表归顺清廷。畿南、山东大批州县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清朝。从此以后,多尔衮等满清决策人认定没有必要承认南明弘光朝廷,干脆以清代明,走统一全国之路。


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弘光政权(7)

    而这个时候,南明朝庭中正纷争不休。史可法此时已离开朝廷,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即著名的《桃花扇》中风流才子侯朝宗)身上,因为侯方域之父侯恂与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他曾为左良玉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因而被认为能驾驭这位不识字的粗鲁将军),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    
    但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林党和复社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这样,当时最优秀的名士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    
    马士英自然不甘示弱,他利用手中的大权,开始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第一步就是推荐阮大铖为兵部侍郎。阮大铖是复社名士们的死对头,但同时也是马士英的旧交。    
    东林党和复社对马士英的提议群起攻之。但另一位东林巨子钱谦益的表现更具特色,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他公开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关于钱谦益为何会如此,我们将在谈及钱谦益与柳如是的一篇中详细论述。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与马士英同时得中会试。天启年间任职给事中,因丁忧辞官回乡。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阮大铖欲倚重于颇有声望的同乡左光斗,觊觎吏科都给事中这个颇有实权的人事监察岗位。负责考察官吏的赵南星、高攀龙、杨涟以为阮大铖“轻跺”,不可担任如此要职,打算另用魏人中。阮大铖暗中买通太监,要他扣押推用魏人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铖。    
    经过此番曲折,阮大铖痛恨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为了和东林党人作对,他依附于魏忠贤,与“阉党”骨干分子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死友”,编写攻击东林人士的《百官图》,通过倪文焕之手送到魏忠贤的案头。    
    阮大铖为人阴险,城府很深。他害怕遭到东林人士报复,《百官图》事件后还不到一个月,急忙辞官而归。不久,杨涟左光斗诸君子被“阉党”迫害致死,阮大铖诩诩自矜。之后他被起用为太常少卿,向魏忠贤极尽献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变,魏忠贤不足以长久依靠,每次觐见之后,就重贿魏府门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迹。几个月以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还是辞职离开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    
    这个阮大铖,《明史》说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对他的刻划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贤而升官,既要献媚义要不露痕迹,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从官场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机敏猾贼”的表现。    
    崇祯帝上台之后,虽以“逆案”为名铲除阉党,然而,阮大铖“见风使舵”,逃过此劫。当左光斗在朝廷中炙手可热之时,阮大铖便又攀附于左光斗。后来,左光斗因在党争中失利死于监狱。阮大铖却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幸免于难”,只是处徒刑三年,准许纳赎为民,但永不叙用。正如黄宗羲所言:“先帝(崇祯)初立,左魏颂怨,皆操戈于阮大铖。”    
    崇祯八年(1635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安徽,阮大铖避居南京,开始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的身份而被起用。这个并不懂军事的文人显然很想在乱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摆脱“永不叙用”的尴尬境地。    
    为了冲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扫除“永不叙用”的障碍,他在南京极力讨好东林党与复社名士,企图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阮大铖的政治野心被复社人士所察觉,担心阮大铖成为魏忠贤第二,决定联手予以迎头痛击。陈贞慧起草了声讨阮大铖的檄文,以顾杲、陈贞慧等人名义,密函分寄各处,征求陈子龙、方以智、杨廷枢等复社名士的支持。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复社人士趁南京乡试的机会,在淮清桥桃叶渡的冒襄寓所,召开复社金陵大会,复社名士与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遗孤,纷纷声讨“逆案中人”阮大铖,并正式发表《留都防乱公揭》。这是一篇声讨阮大铖罪状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阴险叵测,猖狂无忌”,并指出如果阮大铖得志,“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和黄宗羲。    
    《留都防乱公揭》发表后,“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因为这件事,阮大铖与东林复社党人结下深仇大恨。    
    后来,阮大铖还曾经不惜重金,撮合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后来为侯方域觉察,设法筹集资金,将钱退还给了阮大铖。阮大铖为此深深忌恨侯方域。    
    阮大铖人品虽恶,却颇有才华,诗文俱佳,尤善词曲。他所作传奇戏曲情节曲折离奇,关目布置和曲辞科白都很下功夫,艺术上有相当功力。钱钟书先生曾在《谈艺录》中说,对于阮大铖“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阮家的戏班在南京很有名声,阮大铖自己也能亲自执板唱曲。(附阮大铖诗碑图)    
    如同他本人擅写的传奇,阮大铖的死亦颇有传奇性。顺治二年(1645年)南京为清兵所破,阮大铖逃至浙江方国安军中。次年,投降满清,并领清兵破金华,从攻仙霞岭。仙霞岭是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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