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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人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
但随着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朝廷的一切政令无法发出，南北的消息从此中断。
1644年四月一日，史可法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险尽失”之类的话。四月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几天之后，北方传来了朱由检在三月十九日自尽于煤山的消息，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才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这个消息不仅震动了南京的大臣们（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陪都，有独立的六部和五军都督机构。南北两京的体制，目的是以南京控制南方财赋，以北京控制北方边防），而且很快传遍了南方，在动荡的不安中掀起更新更高的浪潮。
此时作为陪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首先要考虑的是崇祯皇帝的继承者，当时谁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或他的两个幸存的弟弟的下落。李自成曾经将三名皇子一起带往山海关，但自从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起，兵荒马乱中，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祯帝三个儿子的下落。
当时几个从河南和山东的封地逃出来的明朝藩王已经到了淮河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
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潞王朱常淓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旁系的侄子，而福王则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王朱长洵长子。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有“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的名声，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
拥立福王朱由崧的是凤阳总督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
继位之争实际上是明末党争的延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福王最符合轮序。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如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但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福藩继统，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
礼部侍郎钱谦益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他两次从老家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钱谦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和南京政府的大多数文职大臣。
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他曾经写信给马士英，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这封信后来成为马士英逼史可法出朝的有力法宝）；但当时史可法作为南京的首席大臣，更关心政局的稳定，他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马士英想要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就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小心游说，争取到淮河流域的镇将们的支持，手握重兵的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山东总兵刘泽清一度支持东林骨干拥立潞王，当他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动向后，自知兵力不敌，立即随风转舵加入了拥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
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弘光政权（4）
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事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马士英等拥立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帝位，年号弘光，史称弘光皇帝。
弘光皇帝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六十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三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
这位弘光皇帝果然同他的父亲福王一样沉溺于酒色，“帝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在南京即位后，弘光皇帝在其养母（据说这位养母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已经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弘光皇帝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弘光皇帝还派人四处逮癞蛤蟆剥取蟾酥，以做春药使用。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民间因此称弘光为“虾蟆天子”。
（明朝还有个“蟋蟀天子”，即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听说苏州的蟋蟀特别好，特意命苏州采办，搞得苏州百姓鸡犬不宁。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
弘光政权是大官僚军阀派系斗争的典型产物。马士英等以拥戴有功，开始把持朝政，与高弘图等东林党人针锋相对。在百姓的眼里，则是“长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拥立问题对弘光一朝政局的影响极大（在金庸的名著《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爱国志士们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而内斗不断）。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到，东林党人拥立的潞王朱常淓并不比福王“贤”多少，证明东林党人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这种极端的私心并没有随着弘光皇帝的登基而结束，南明政权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中，后来相继出现了三大案，都是党争的结果。内耗既烈，当然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被满清占领的江山。
而史可法本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性格也从这件事上可见一斑。他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史可法在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福王朱由崧和马士英求助于镇将，形成后来武将无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史可法从此也大权旁落，这是他自食其果。
1644年五月十六日，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四天后，史可法渡江往淮阳督师。尽管在整个弘光时期，史可法的加衔都略高于马士英，但在弘光皇帝登基一天后，史可法即被排挤出外，由在朝辅政变成了在外督师，足以说明他的失势。
吴县诸生卢谓率太学诸生上书，极力说史可法不可出，又说：“秦桧在内，而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一时朝野争相传诵，称为敢言（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可惜为时已晚。
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人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有人称赞他说：“史公就像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文武兼备。”史可法回答说：“我恐怕没有诸葛亮那样的才能，却很想效法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是句实话，史可法确实只是个文人，缺乏诸葛亮那样的军事才能。
据《明史》记载，史可法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即前面提过的“七不可立”的信）。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
史可法还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所以当他动身去扬州前，特意上疏弘光皇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马士英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奏疏自然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的，表明他与马士英并无矛盾。
３ 江北四镇
弘光政权成立时，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